盆景与瓶花 明代文人的空间意境

盆景与瓶花：明代文人的空间意境

 

在花卉与男性失去紧密联系的现代，难以想象明代文人对于盆景与瓶花的赏玩与热爱已臻化境。盆景与瓶花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参与感，文人可在其中进行各种可能的意象建构，呈现其独特的艺术趣味和生活雅意，以与庸俗的群体相区隔。

 

中国古代园林的意境，在于它可以使游览者“胸罗宇宙，思接千古”。大多数园林可谓寓大于小的杰作，无论身居城市亦或郊野，古代文人都能在其有限的居住空间内重现自然景象。在微缩自然山水的艺术形式中，最为突出者被称作“盆景”。在盆或盘中种植供人观赏的草木，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唐代〔图1〕。自此盆栽技艺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直至16世纪明代中期，名门望族与文人士大夫阶级的审美品位骤然跃升，推动了园林雅集的盛行，以及盆栽与插花艺术的并行发展。



晚明（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期出现了一批涉及此方面的研究著作，如高濂的《遵生八笺》〔1〕、袁宏道的《瓶史》〔2〕、张谦德的《瓶花谱》〔3〕、文震亨的《长物志》〔4〕。

除讲述盆景创作与鉴赏的文学作品外，明代著名画家还以盆景或瓶花作为写生对象。这些流传至今的经典佳作也从侧面例证了盆景与瓶花在明代中晚期文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著名汉学及民族植物学家马蒂尔（Georgesmetailié）曾提出文人园林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建筑，而现实中文人士大夫多变的仕途，使之很难将植物随身携带〔5〕。尽管在他看来，植物在园林中体现美学，具有象征意义与经济价值，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在当时研究园林建制的文献中却少被提及，譬如《园冶》（约创作于公元1635年）更注重园林中的假山、水榭、亭台，并将其作为园林的基本构成要素〔6〕。与之相较，盆景和瓶花则多以植物为核心。

与此同时，明末盆景被视为微缩的园林或者园林的替代品，以相对的灵活性将园林景观带入室内。由于制作盆景和瓶花所需的植物与原生环境分离，且使用特定的容器，故而可将所选植物的美学特质与象征意义完美地融于一体。作为园林的缩小版本，盆景与瓶花不仅诠释了大自然的意境，文人还可以在其中进行各种可能的意象构建，呈现个体的艺术趣味与审美风格，并逐步成为供人赏玩的奢侈品。

 

王毅的研究则聚焦于文人居住空间室内与室外的连续性，且指出随着城市居住空间的缩小，园林的发展也受其影响。文人更注重庭园景致与室内陈设之间的联系，主张眼观之物皆可深入内心所思，通过盆景、文房、古董、字画与家具的互相搭配，创造出别样的“壶中天地”〔7〕。王毅认为，明代器物陈设的形式与风格，不仅从美学欣赏目的出发，也反映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抱负，或有意传达其他的身份信息〔8〕。甚至晚明作家以赏鉴之言探讨盆景、瓶花，按雅俗排位品评最高贵的植物，最悦目的搭配，最合适的容器；他们不仅讨论植物，也重视描写不同容器的恰当组合。

宋代瓷器和上古青铜器是文人常用的制作盆景与瓶花之器，表明此类器物具有较高的地位，被文士阶层视作私密空间的随身之物。正如柯律格（CraigClunas）指出的，文献中大部分内容围绕“物”展开，同时作者对于评判何人具有较高的品味和学识，何人尚不能辨别雅俗亦兴致斐然〔9〕。但这些文献反映的仅仅是一幅理想化的图景，所述器物的制作或出现均十分罕见。另一方面，相关绘画则展现了另一幅景象，画中所绘植物和容器的种类不同于文献，暗示出在16世纪盆景与瓶花艺术大为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