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意”
“画意”之前先说明“笔意”。“笔意”通过笔迹中的内容：“线”与背景的“白”相互映衬而来；而“画意”则由“笔意”“诗意”和画面内容共同构成。“画意”一直强调“笔意”起于宋代诗歌、书法对绘画的渗入，使艺术家开始注重“笔意”的抒写，以此开始消解“形”的“极似”，由偏重于极力表现客体到有意识地展现艺术家的自我性情。
在宋代的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更加重视“笔意”，以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和“元四家”中的倪瓒为代表。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题跋中写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说明赵孟頫已经意识到要以书法用笔入画，欲使所描绘的内容脱离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成为画家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在赵孟頫“写竹还与八法通”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尤以其后期画作中的“笔意”为最。
“逸笔草草，写胸中逸气”④，倪瓒对“线”的个人精神性更加看重。画中“线”构成的“物”，几乎脱离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独特于“元四家”其他三人之处。后世明代中后期“吴门画派”受此启发而崛起。而周瘦鹃“画意入盆”理论中的“画意”直接参考了“吴门画派”，这其中的关联耐人寻味。
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绘画，则将倪瓒、赵孟頫追求的“笔意”发展到了极致。此时候不得不提书画家徐渭的“笔意”。徐渭的画中“线”的丰富程度，笔墨间恣意纵横，使所绘的“形”超脱于对象而存在，成为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带有心性的“物”。画家不沉堕于对“形”的反复描绘，而关注于“笔意”本身，继而能以人自身的认识去理解画中“物”。所以徐渭的画能够启发后世“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对自己的艺术进行变革。
清代绘画“笔意”突出者以“八大山人”为最，其“线”之简，尤其八大花鸟的“线”几居于历代文人画家之首，“八大山人”的“笔意”启迪了海派乃至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对自身的创新，更为周瘦鹃盆景中“笔意”的注入提供了参考。
（二）“笔意”与“画意”
“笔意”与“画意”中至关重要的是“线”与“白”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东西方绘画虽然都离不开以“线”表现“物”，但是有天渊之别。今人皆知西方的“线”是塑造画面各“物”的基本元素，在西方对绘画做出革新之前，画面几乎没有“白”，而画面中并不构成“笔意”；再看东方绘画，不论中日，“线”愈来愈简单，也逐渐只用墨色，如画家郑燮描绘竹枝叶只需数笔，墨色浓淡变化丰富，而无墨处便成流动空灵的气，这就是“笔意”。
此处，东方的“线”蕴含着艺术家丰富的内心，可比作我国古代行旅人胸前斜挎或挂于肩上的褡裢。此物多以布制，中间开口两端可装各类物件。褡裢里装的物件不同，则褡裢呈现出来的形状也会不同。而艺术家的笔法、阅历、知识、个性等，就相当于褡裢里面装的物件，“笔意”便是装了东西之后的褡裢的形状，故此，艺术家的笔法、阅历、知识、个性等越丰富越郁结，则“笔意”越百转千回。
“线”与“白”之间相互映衬，“白”越多，则“线”越明显；“线”越简练明确，则“白”越有余地，越有余味。由此“线”与“白”之间关系处理得当，则画意丛生。是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因此，要使“线”更有张力，需要艺术家个人素养的锻炼、生活阅历的丰富，
还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白”来反衬“线”，这些结合起来就是“笔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