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景之美的妙想
盆景之美， 在于融洽了人文地景的空间妙想妙思。 鉴赏一幅盆景画，或是观赏一件盆景作品， 不仅要看其细节之美、构图之美、意涵之美， 更要去探索与想像。
在一个更为壮阔的空间中， 它的美是如何被表达出来； 这种美， 与我们视其为独立产物之时的美， 又有怎样的差异？
相信不少人小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觉体验：盆景里面，那枝丫，是树吗？那石，是山丘吗？笔者以为，这并非是孩童独占的思考方式，许多成年人对于这种传统文人所建构起的中国版微缩空间也有着无穷的思索，甚至幻想的魔力。更为令人惊叹的是，这种魔力能够贯穿古今，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够有如此惊艳之观感。
尽管盆景很美，很有趣，但似乎距离自己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直到幸得观赏到台北故宫当前举办的“盆中清玩”展览，方让自己有机会对盆景、文人和画的三元关系有了更多更深的重新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这令笔者对盆景与空间的微妙关系，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
一般认为，盆景的产生与文人雅士或皇家贵族不无关系。考古人员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便发现了一幅侍女手捧盆景的壁画，由此可见，迟至唐代，盆景业已出现，但是否蔚为流行，我们姑且不敢断下结论。
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是一种带有显著文人色彩的空间艺术表达手法。这里面寄寓的不仅仅是关于美的诉求，甚至还凝聚着某些特定的精神意涵和品质。这也成为了我们探讨盆景与文人之关系的最佳突破口。
梅花，是文人尤为热爱的一款植物。它的花瓣洁白工整，泛着圣洁之光，滴尘不染，而它的枝丫则苍劲有力，饱含着不屈与执拗的风骨。这种可爱的“二元结构”让梅花成为了传统文化中“上镜率”很高的一种拟人化植物。
相信不少人家逢年过节，都会买上几枝梅花，插于客厅花瓶，以期表现节庆之景。在盆景意象之中，道理也是相通的。选择盆中栽梅，不仅是出于自我情感的彰显与诉求，也是一种巧妙的空间布置，将盆梅与其所处的大空间做融合处理，从而显现出或是高雅、或是别致、或是风骨不凡的文化生活空间。
文人、盆景的关系就是这么巧妙。他们共同利用着盆，在这个方寸之间的田地，去耕种，去栽培，去把人文与地景做了整合——寓景于情与寓情于景。
如果说，盆景与文人的关系是在做情感分析，那么盆景与画恐怕便是在做技术分析了。过去有人曾论过，传统文化的东西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之一，便是表达形式和表现手法。
“立体画”和“无言诗词”是一些人对盆景的“昵称”。倘若看一下沈全的《墨牡丹》，便会立刻晓得其中的内涵了。盆景自身好像圈定了一个范围，那是画框，而盛开的牡丹似乎太过热烈，以致于稍稍跳出了“画框”的局限。淡墨描绘下的牡丹花，清晰可感，不乏真实，但也保留着写意的色彩，让人不会一眼望穿。花草之间看似杂乱，但如果细心瞩目一下，又会发现，这乱中脉络清晰，枝丫作为骨干引导着画面的起伏，盛开的牡丹成为了每一条脉络的高潮结局。为了让画面不会过于单调，设计者便把枝叶修缮得错落有致，注意到了吗？顶端那一小簇花枝了吗？假若没有了它的存在，画面便会被过分浓烈的花团锦簇所饱和，显得过于热情，恰恰是这么一点占据眼球之尖端者，让画面变得丰富而淡雅。
盆景并非是中华文化的专利产物，西洋各国其实也有。但为什么说到盆景，特别是大美之盆景，总会是我们的占优呢？其中的奥妙恐怕便是，我们的先人聪明地把画法转接到了盆景的工艺。把盆视为画卷，去雕琢，去修剪，去用画工曾经总结的种种理论，来支撑自己的盆景创作，这也可以认为是世界上一种最早的“跨界”艺术了吧？
盆景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盆景假若离开了这个外部空间，它就是一个自然空间，亦是一个文化空间，一片人工造就的小天地。我们大可以把它作为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加以观照，同样很美，就像前文所提到的每一件盆景作品一样。可是，这种清供式样的独立呈现，却会让人觉得它有一点孤独，甚至不知所云。我们因为这样的构图，而失去了想像的可能，不是因为太多提示，而是因为没有提示，偌大的留白仅会让人觉得那是一件艺术品、一幅教科书式样的插图。但更多的人文地景呢？我们不得而知。恐怕，这也是站在空间之外看盆景画的一种遗憾。
惟独当我们把盆景捧回它原属的大空间，才会发现，这件盆景与那些亭台楼阁榭是多么地融洽，盆景就像“点睛之笔”，瞬间让画面变得鲜活与美丽。假若再来几个从旁走过的仕女和文人，则更是相得益彰。嬉戏的孩童，优雅的仕女，伴着苍劲松柏，那才是人文与地景的谐和优雅。嶙峋怪石倘若单独列为景观，总有不知所云的奇怪观感，但若是怪石周遭，是琴声缭绕却又四平八稳的殿宇呢？此刻，怪石好像一下子充满了活力，让规整的殿宇有了一丝“扭曲”后的温和，也让缭绕其中的琴声更加悠扬，好像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