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从关系看，神形两者不得互移其位，理当神为主，形为仆，形必须服从神的需要。如果不遵循这一宗旨，那就可能魂不附体，形式也就成了无生命的躯壳。盆景造型是一切形式美的归宿和极致，必然是神韵境界的容光焕发，如果意境庸俗或者意境贫乏甚至没有意境，以致欣赏者的审美思绪只能终止于形式，那么，形式上的一切精雕细琢和惨淡经营都将是徒劳。
可见我们又不可陷在形式美的圈子里津津乐道，徘徊不前，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只能是也必须是作品内在的神；这既是作品自然属性的本质流露，同时也是作者个性的表现，这后一点尤其重要、能把自己摆进去，“进入角色”，与自然融合为一，做到我中有物，物中有我，，作者能与作品借此神交，才有可能诱发观者思想感情的共鸣，进入作品境界而“神与物游“。能让无声的作品代替作者说话，剖露作者的性格、气质。这就是自然的人格化；这就给观众提供了更高层次上美的享受。这种享受决不止于外表形式而已，能在自然物面前具有灵敏的感应，通过心理反射，既善于对自然物寄意寓神、从而使自己与“万化冥合”，又从这种与自然的“冥合”中吸取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好传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些都是先哲们人化自然的心理写照：今天我们也应当磨砺自己，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把自己的“内在美”渗透到作品中去，要在桩景的荣枯生死对立统一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刻划作者的自强不息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哗众取宠，不侥幸取胜，而以深沉、执着的追求到自然物中去剖露自己诚挚的感情。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些都是先哲们人化自然的心理写照：今天我们也应当磨砺自己，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把自己的“内在美”渗透到作品中去，要在桩景的荣枯生死对立统一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刻划作者的自强不息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哗众取宠，不侥幸取胜，而以深沉、执着的追求到自然物中去剖露自己诚挚的感情。
郑板桥曾自刻印章—方，曰“畏人嫌我真”*以此常悬腰间。唯其有率真的天性，才有其至情的作品，这决不是单靠讲求形式和表现技巧所能奏效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是对于这层意思最好的说明。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形式不重要，而仅仅只是说，相比之下，内涵比形式更加重要，形式是必要的手段，但只有内涵才是讲求形式的目的。就像人穿衣服，款式尽管五花八门，但无一不是服从于生理与心理的需要。如果我们牢牢把握了表现性格、气质这个主体，就可以从一切繁文缛节清规戒律的形式束缚中解脱出来，做到以简驭繁，游刃其间而左右逢源。
如果把某种造型规则加以绝对化、标准化，我以为是有害的。即使对于那些非常优秀的传统方法，也只能是“学一半，丢一半”。“十分学七要抛三”，而不能照套照搬，如果依样画葫芦，就不可能再发展。最好还是知法、守法而不死于法。因为有法之极，必归于无法。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就意味着在制作实践中获得了自由。
如果把某种造型规则加以绝对化、标准化，我以为是有害的。即使对于那些非常优秀的传统方法，也只能是“学一半，丢一半”。“十分学七要抛三”，而不能照套照搬，如果依样画葫芦，就不可能再发展。最好还是知法、守法而不死于法。因为有法之极，必归于无法。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就意味着在制作实践中获得了自由。
有些别具—格的夸张与变形，按传统习惯，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犯规”，但如果撇开成见去细细揣摩，又可能发现这种“犯规”正是作者在“法”外所发现的“化机”，是慧眼独具、茅塞顿开的大彻大悟。能致力于“法”外求天趣，“在不经意处经意”，盆景造则就不至于模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