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的3个实践进展

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进展

 

综合已发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和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和省域的建设保护规划文件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公园已围绕总体空间布局、建设目标、主体功能区、关键领域基础工程、体制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开展了全面建设。

 

2.1基于国家性与地方化的综合性资源识别方法

 

资源识别的意义在于对文化标识资源的梳理，厘清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建设要素，推动地方文旅发展。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识别实践基本依照已纳入文物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文保单位、名城名镇名村、历史建筑、风景名胜区等名录执行，且具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同时，为实现地方建设的差异化，结合地方文化资源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在资源识别体系中补充了相关自然资源以及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文化资源。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识别的具体实践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突出国家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核心和主体。立足“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5]的要求，资源识别以与各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载体紧密关联的国家级遗产为核心实现建设支撑，如主题展示区的核心展示园依托国家级资源划分[5]。

 

2）注重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统筹和融入。首先，资源识别将省、市（县）两级的文化资源纳入，并且其数量占比远超与载体紧密相关的国家级文化资源，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识别出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37257处，占全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99.31%[2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识别出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6683处，占全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94.78%[27]；其次，资源识别也包含未被纳入保护体系但价值高、能彰显地区特色风貌的资源，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的题名文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音乐文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诗词文化[28-29]均被纳入各自实践的资源识别体系。

 

3）兼顾国土生态修复、历史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识别与纳入。一类为自然保护地的识别，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识别出国家级和省级的自然保护区、地质自然公园等137处各类自然保护地[26]；另一类为文化资源周边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资源，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识别出历史环境中的骨架性山水，从而实现由湿地群落、名山群落、公园群落构筑而成的“山水群落”格局[28]。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布局以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为基础，依托行政边界来进行边界框定、分段分区管控。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边界大多以县域划分，但在城镇化率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则以乡镇边界来划分，如长城国家公园（北京段）综合考虑了长城保护区划界线、乡镇行政边界，以及浅山区，生态保护区等相关规划的边界情况来进行协调衔接[30]。在分段上，呈现出国家层面基于宏观管控的跨行政区域文化主题分段、地方层面基于实践落地的行政单位分段2种模式。

国家层面整体规划有多于跨越省级单位数量的分段方式，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跨越15个省（市）划分为18段，形成“一带十八段二十六区多点”的总体规划格局[31]；也有少于省级单位数量的分段方式，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跨越15个省（市）划分出14个篇章，构建“一轴四线十四篇章”的整体空间框架和叙事体系[32]。在分区上，国家层面重点控制引导重点展示园、带、点等展示区设置，地方层面则结合文化资源和主题性再加以拓展，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核心展示园由会宁红军会师、南梁革命根据地等5个国家级重点展示园和两当红色革命、泾川四坡村等4个省级核心展示园组成[33]。

 

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功能区按照资源保护、阐释、利用的递进关系，分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4类。其中，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以文化资源保护和价值传递为导向，前者侧重本体保护，后者注重对主体性资源的阐述展示与宣扬传承。管控保护区根据载体类型、资源特征、地域分布，在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中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主要分为2类：一类为点状形态的管控保护区，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展览博物馆、重大军事转折事件发生地等以点状资源进行划分；另一类是带状与点状形态共存的管控保护区，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线性河道及周边重要文化资源，形成以带串点的管控保护空间组织。

主题展示区由于资源空间集聚的规模、形态的差异，具有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3类形态：核心展示园在区位优越、面状集聚的区域展开，集中展示带在线状集聚的区域构建，特色展示点在区位独立、布局游离、资源分散的区域建立。例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的建设方案统筹考虑了资源价值、密集程度、文明标识体系、展示基础条件，构建了39处核心展示园、4条集中展示带、41处特色展示点，并特别强调要加强核心展示园与集中展示带相关资源的整合联动，同时也要求突出各核心展示园错位联动发展[26]。

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在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的基础上，通常依托沿线富集的文化资源空间及其周边资源联合建设。文旅融合区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形成价值延展空间，重在开发联动与地区发展。传统利用区则依托文旅融合区范围外的村、镇、街区的资源，重在传统元素的呈现与活态传承。例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推进“长城+历史文化文旅融合区、生态文旅融合区、现代文旅融合区”3类22个文旅融合区建设，同时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建设长城关堡类、长城戍边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传统利用区[34]。

 

 

关键领域基础工程是国家文化公园中“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作用，围绕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同目标”系统推进的工程[5]，通过打造重点标志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展示、融合、联动、利用，分为保护传承、研究挖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必备工程。在实践中，各国家文化公园可根据面临的不同实际问题调整公园整体和地方局部的侧重点。

 

在公园整体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强调长征精神的红色教育意义，在五大必备工程的基础上增加教育培训工程形成六大工程[32]。在地方局部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在五大必备工程的基础上，为提升防涝排涝、通航的能力，同时聚焦水资源优化配置、岸线保护和服务提升，新增水利航运工程[35]。五大必备工程建设的共性和差异明显。

 

共性体现在保护传承方面皆强调文化资源整体性、全面性保护；研究挖掘方面均重视基础研究、考古挖掘；数字再现方面，均运用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差异性则体现在环境配套方面，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水环境优化，而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关注沿线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文旅融合方面，在各地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建设中，线路、产品根据各自识别的资源进行整合，各有侧重[26]。

 

在体制机制保障中，已形成由中央统筹整合规划，各地落地执行的“总-分-总”形式，有序推进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运营、管理。如最先启动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各省、市、县（区）按照建设方案要求，已全部完成省级分段规划及大部分市、县（区）分段规划。

 

同时，注重国家文化公园的事权确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率先建立其行政区域内的法定条例，明确省市（州）县三级在资源认定、功能区划分、关键领域基础工程建设以及社会主体参与机制的权责[3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明确各部门事权，省委宣传部负责统筹领导，省发展委制定建设保护规划和重大项目库，省文物局负责管控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并配合主题展示区范围划定，文化和旅游厅负责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范围划定，财政厅负责统筹财政资金[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