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绿地疫情防控背景下的2个信号释放影响

公共绿地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信号释放影响

 

 

在疫情防控下，人群心理状态存在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是非灾区居民比灾区居民对灾情严重程度更高的估计，这种高估或出于大量相关信息的堆叠，或出于对自身影响的心理保护。在２０１９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疫情防控工作中保障信息公开、减少恐慌情绪、增强心理服务也是重要内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Ｕ９］中要求“消除恐慌心理，科学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并附《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健康服务技术指南》，在学术界也有许多研究注意到政府管控信号与公众心理情绪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心理台风眼效应，即非灾区居民比灾区居民对于灾情严重程度的担忧和估计常常会更高，在２０１９年年末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２５］。

 

其二是疫情防控阶段下人们对于生活秩序要求和判断的心理变化。从２０１９年年末的运动式抗疫［２？到２０２０年的常态化防控［２７］，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无论是个体需求还是整体环境，都与疫情伊始时大相径庭，在经过了２０２０年下半年至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国相对平稳的秩序复苏之后，当前２０２２年深圳、上海、吉林等地的疫情再度呈现复苏的局势。由于奥密克戎毒株高传染、低重症的特征以及疫苗的普遍接种，人们的恐慌对象也大多从身体秩序和卫生医疗秩序转向了社会关系秩序、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２８］。

 

 

平战结合和日常复苏的防控背景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为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稳定运转的要求下越划越细的风险区、流调与封控区，使得应对正常生活需求的治理信号与应对疫情防控需求的治理信号常常同时出现；其二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自身的特殊性，信息化技术在近两年间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应用，除健康码、行程码以外，许多公共设施的准人批准和信息发布都转移到网络平台，公众集群在网络平台上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作为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特定话题所表达的观点、态度、信念的集合体，舆论尤其是具有强社会导向性的网络舆论［２９］，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政府治理和政府信任。多线程信息流通过网络平台扁平化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全媒体平台的新型话语权体系下，一旦其中出现异常情况，由于公众和媒体对于政府负面舆情具有更强的偏好Ｄ°］，这些负面舆论信息经由媒体平台的情绪型传播，很容易发生群体感染而形成集体情绪，在公众对政府的整体性认知下产生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感［２Ｓ３°，３１］．甚至是对已有治理成果的推翻，而治理不信任也会造成对于当地人民的连带污名［３２］，带来情感割裂。

 

对于网络舆情与政府治理的议题，在传媒学、新闻学和管理学领域已有许多的讨论，但是对于传统非宣传口部门而言，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全媒体平台时代下，正在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此，政府部门在释放管控信号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注意发布方式与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舆情风险应对能力，公共绿地管理部门作为传统的非宣传口部门同样在面对这样的压力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