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华区空间公平下的3个公园绿地供给分析

3.1  空间公平下的公园绿地供给分析




 

 

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和绿地游憩机会指数在数量配置上衡量绿地的空间公平：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高的社区分散分布在除西部外的区域，而绿地游憩机会指数高值区域只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图3a、3b)，说明北部和中部由于可达性较差或绿地布局不合理，导致到达绿地过程受阻，游憩机会下降。



人均绿地区位熵和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衡量城市绿地空间布局均好性：二者的高值区域都分布在区域边界，与大面积自然公园相邻(图3c、3d)。

基于4个公园绿地供给指标得到龙华区绿地供给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周围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图3e)。其中，西部的绿地供给水平最高，聚集程度明显，主要是因为西部羊台山森林面积大且出入口多，服务面积覆盖多个社区；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绿地服务水平较差、公园数量较少，空间布局严重不均衡。

 

 

从具体需求指标来看，人口密度、建筑街区与交通组织3类需求类型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图4a、4b、4e~4h)；而在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中，中部、南部的土地利用集约强度较高，生态用地比重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图4c、4d)。综合8个社会需求指标得到综合需求水平(图4i)。



可以看出，中部需求明显高于周围，呈现由内向外递减趋势，主要是因为龙华区中部依托北站新城、富士康集团等重要发展节点，建设处于高度密集状态，社会发展需求水平高。而北部拥有大面积林地和生态绿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社会发展需求水平相对较低。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象限匹配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将绿地供给综合水平和社会需求综合水平进行空间耦合，借鉴等级划分法[34-35]，将研究区划分为4类供需匹配类型和3类协调发展类型(表3)。

 

供需匹配程度反映绿地供给和城市需求在量上的平衡程度，即现状数量的耦合。从总体上看，供需匹配不平衡现象显著(图5a)。供给滞后型主要分布于龙华区的中部、南部，区域内的建筑、人口、道路密度均较高，绿地供给不足；供给超前型区域主要分布于龙华区边界，与大型自然公园、森林、山体相邻，绿地资源丰富；高水平平衡型介于供给超前和供给滞后区域之间；低水平平衡型主要分布于北部，区域内绿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绿地的协调发展状态表明绿地供给和城市需求的协同发展程度和趋势，即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的耦合。总体来看，龙华区整体协调发展情况较差，没有协调发展类区域(图5b)。高达89.28%的区域为失调衰退类，分布于除西部外的大部分区域，其中重度失调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中度失调区域占比最大。过渡发展类区域集中在外围，临近大型郊野和自然公园绿地。

 

 

 

为了测度不同群体的环境公平性，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不同群体人口之间的绿地资源分配公平情况(图6)。总体上看，老年、儿童、务工和常住人口的洛伦兹曲线远离绝对平等曲线，说明龙华区绿地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其中老年人和儿童的基尼系数更大，绿地分配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进一步分析老年、儿童群体的绿地资源供需耦合协调情况，筛选老年、儿童群体使用频率较高的POI点计算人口活动强度指标，另外考虑老年、儿童群体的日常活动范围，建筑密度与容积率只考虑居住区建筑。

 

结果表明，超一半区域的老年群体绿地供需处于不匹配状态，供给滞后型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区域(图7a)。与总体供给匹配类型相比(图5a)， 供给滞后型区域向南移动，因为南部老年人口占比大，需求更高。同时，高达92.86%的区域处于失调衰退状态(图7b)，与总体协调发展类型相比(图5b)，东部多个社区从轻度失调变成中度失调。儿童群体的绿地供需匹配与老年群体相比空间格局类似，但供需不匹配情况有所好转 (图7a、7c)，主要表现为南部高水平平衡型区域和东部供给超前型区域增多。

儿童群体协调发展类型与老年群体相比(图7b、7d)，南部从中度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的区域增多，但北部重度失调区域增多，说明儿童群体在南部的绿地协调度较高，在北部偏低。因此，可以在区域中部和南部增加公园绿地的数量，加强居住区绿地适老化和儿童设施的建设，提高老年和儿童群体享有绿地资源的机会。同时，北部的公园绿地规划应向儿童群体倾斜，如增加儿童主题公园，以提高北部儿童群体绿地供需协调度，从而提高享有绿地资源的公平性。

 

4  结论和讨论

 

从空间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3个层次研究绿地的公平性，得到以下结论：

 

1)受地理环境和发展进程的时空耦合影响，龙华区总绿地供给和城市需求综合水平空间分异现象较为显著，绿地供给呈现外围高、中间低的格局，城市需求则表现为中部向周围递减的趋势；

 

2)研究区域内公园绿地协调发展情况差，约九成区域为失调衰退类，供需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协调程度低，城市高密度加剧了区域绿地空间配置的不公平现象； 

 

3)研究区域内群体间绿地资源分配差异明显，老年和儿童群体的绿地分配不平等程度更高，主要体现在中部、南部绿地供给滞后更加严重。最初的绿地公平性研究，以实现绿地在地理空间上的分配为目标，而后强调生态绿地资源的使用效率[35]。

 

从景观生态学角度看，城市绿地的供给属于典型的使用者相关型(user movement related)[36]，绿地公平性研究需要考虑使用者需求的差异，而现阶段对绿地供需的空间耦合研究较少。本文从供需耦合协调角度研究绿地公平，探究绿地供需在量和质上的耦合协调程度，有利于较清晰地分析城市绿地配置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基于社区尺度的研究能增强空间精确度，从而实现社区精细化管理和发展。

 

 

此外，不同城市因绿地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相关研究在绿地公平评价指标的选择上各有侧重，并无统一标准。如刘影等选择了生态、物质、社会三大维度12个指标对北京朝阳区绿地供需的呈圈层分布特征进行研究[37]；牛爽等选取供给、连接和需求3类因子对上海市黄浦区的绿地公平性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12]；刘艳艳等通过数量、质量和可达性3个方面对广州绿地配置公平度进行研究等[18]。本文从数量配置和空间布局两方面选择指标分析绿地空间配置，避免了指标间的重叠；同时高密度城市除人口密度大外，在空间环境上还有土地利用强度集约化、生态绿地资源稀缺、建筑容积率高、路网密集等特点[38]。

 

因此，提出针对高密度城市发展需求的评价指标，包括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街区和交通组织4个方面共8个指标，使研究框架更加完善。同时，现有研究多从空间公平角度探讨绿地公平性，本文增加“社会正义”角度，探究绿地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差异平衡，有助于对不同人群提出针对性策略。

 

受数据等因素制约，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

 

1)默认适用人群为居住人口，由于未能获取到社区单位的流动人口数据，未将此类人群需求纳入考虑，因此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使用情况存在一定误差；

 

2)提出的基于供需耦合协调的高密度城市绿地公平性研究框架还需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完善。下一步研究应将可达性作为连接因素纳入空间公平的探讨中，同时通过问卷调查、采访等方式了解使用者的心理需求，通过满意度打分评价公园绿地质量，将公园可使用性特征纳入研究框架，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