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地认知的周代“公园”滥觞
“公园”作为官方辖有的开放公地的理解也影响到梁思成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园”的认识。
1942—1944年，梁思成整理、编著了《中国建筑史》，其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园林营造及风格特征一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关于周代造园实践，梁思成认为：“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23](图3)”梁思成对这一论述的文献引注(注九)为“《孟子·梁惠王上》”，其原文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24]”他随后与林徽因、莫宗江合作《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文，立足于周文王的“仁政”思想、“裕民政策”的背景，将《诗经》所描述的人民踊跃兴建灵台的情形作为周进步于商的证据[25]。
因此，梁思成关于“最古之公园”的论述，首先，明确了文王治下灵囿的官方园林性质；其次，基于大众的营建及游赏活动，意在“公园”概念源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属性，在近代学术语境中，其“与民偕乐”之所指与西方“publicpark”作为供大众游憩之场所[26]的含义相近。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24]”他随后与林徽因、莫宗江合作《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文，立足于周文王的“仁政”思想、“裕民政策”的背景，将《诗经》所描述的人民踊跃兴建灵台的情形作为周进步于商的证据[25]。
因此，梁思成关于“最古之公园”的论述，首先，明确了文王治下灵囿的官方园林性质；其次，基于大众的营建及游赏活动，意在“公园”概念源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属性，在近代学术语境中，其“与民偕乐”之所指与西方“publicpark”作为供大众游憩之场所[26]的含义相近。
而此前1935年梁思成主笔为《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设计汉刻报头，与文王之囿作为“公园”的认知相映成趣——其中“白鸟鹤鹤”“於牣鱼跃”[24]，是“台池鸟兽”的古代园林形态(图4)。同时，该刊定位以消闲娱乐为主，投射了新文化人的现代性想象与启蒙理想[27]，暗合了“梁张方案”之“小公园”的作为开放公地的大众游憩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公园”一词见于中国古代典籍，陈植追溯其最早见于《北史》：“任城王澄为定州刺史，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28]181”1918年出版的《辞源》解释其中“公园”一词为“古代官家的囿地”[29]，亦与“公地”内涵相通。
与梁思成的论断相仿，陈植在1928年为《都市与公园论》所作的自序中也提到“文王之囿”：“我国公园之名；始见于北史中，然夷考史乘，公园行政；陶唐之世，已设专吏，虞人即司苑圃山泽者也。至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实为我国设置公园之嚆矢，距今盖四千余年矣。[17]1”然而，陈植在3年后完成的《造园学概论》中，对于“文王之囿”的相关阐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迨姬周文王之世，为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开近世公园之滥觞。[30]”在陈植的前后2段论述中，“公园”的内涵明显不同，前者是古代史乘记载的证据，后者则界定了“近世”的时代归属，这种转变是陈植在近代时期力图建构造园学作为独立学科之体系使然。
从梁、陈二者著作完成时间的先后来看，梁思成使用“公园”一词可能受到陈植著述的影响，但在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仍以“最古之公园”名状约3000年前的周朝灵囿，一方面是由于他并无意像陈植那样对“公园”概念做古今之辨，而着意“公园”作为官方“公地”的功能属性——这种见于1930年“梁张方案”中对于“公园”的认知，在20世纪40年代末也是如此，在1949年发表的《草案》中，公园与运动场即一并被视为“供人民业余体息之需”[2]49；另一方面，则可见他对近代西方意义的“公园”在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建筑史》编写的原动力正是梁思成求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即有的志向：要写出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自己的建筑史。
这种“公园”认知可视为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中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31]的又一例证。梁思成在20世纪40年代末将北平的“御苑坛庙”称作“公园”[32]307-308，是这一理念的延续，虽然其时这些皇家领地已基本向大众开放而成为所谓的“近世公园”。
这种“公园”认知可视为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中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31]的又一例证。梁思成在20世纪40年代末将北平的“御苑坛庙”称作“公园”[32]307-308，是这一理念的延续，虽然其时这些皇家领地已基本向大众开放而成为所谓的“近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