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生态景观层次的3个特征对比

 

3.2  聚落尺度

 

根据区域层面的传统聚落水文特征分析发现，渝东南传统聚落主要集中在阿蓬江、酉水河和梅江河3个支流流域。因此，以这3个流域为传统聚落分布的典型地区，进一步通过对3个流域中传统聚落在聚落尺度上的4个层次景观特征进行对比，探究地理特征和民族构成对聚落景观的影响(表2)。

 

 

渝东南传统聚落生态景观特征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形地貌特征直接相关。由于渝东南整体呈现出自北向南的跨流域海拔由高变低的地形特征，因此位于北部乌江支流阿蓬江流域的传统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500~800m的低山坪坝地区，以低山丘陵坪坝耕地与中山坡地林地型景观格局为主(图7-1)；位于南部沅水支流酉水河流域的传统聚落则主要集中在海拔300~500m的山间河谷地带，以河谷耕地与丘陵坡地林地景观格局为主(图7-2)；而另一沅水支流梅江河流域由于河谷开敞，盆地坝子与山间槽地交错，因此该流域传统聚落在海拔分布最为多元，海拔300~1 000m范围的山地半坡、山间谷地、临江河谷、临江滩地等均有分布(图7-3)。

 

 

1)农业生产景观的特征对比。

 

通过对比3个流域中的传统聚落农业生产景观可以发现，在阿蓬江流域河谷狭窄、河岸陡峭的自然环境下，传统聚落主要采用坡地旱耕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渔业、农业、高山经济作物种植相结合的带状农业生产景观。而在酉水河与梅江河流域，由于河谷宽敞、临江滩地较多，传统聚落主要采用河谷水稻种植业与低山土特产种养殖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呈现为大规模的圩田、坝田农业景观，同时在山地地区也开垦出大面积的梯田农业景观。这与渝东南地区自北向南海拔逐渐降低的地理环境格局有直接的关系。

 

 

3个流域的传统聚落在商业生产景观上具有较大差异，这与不同水系所承担的商路类型及不同民族的交流通道息息相关。阿蓬江流域是乌江流域的重要支流，而乌江流域自古为黔江道，是川楚之间政治、商贸沟通的重要官道，跨区域的资源运输常常利用这条水道。因此，阿蓬江流域自唐宋时期便有商业发展，并受到汉族文化较深的影响，结合“V”型深谷两侧的丘陵平坝地形地貌，形成了水陆交通纵横交错的道路体系。分布在阿蓬江流域的龚滩古镇、濯水古镇、两河口乡场等传统聚落都是水陆交通转运的重要节点，水车坪、梅子垭场、庙溪场等山地传统聚落也是陆路交通上的重要商业节点。

 

酉水河与梅江河支流属于沅水流域，其商贸往来更多的是土家族地区的内部交往。沅水流域自古盛产汞矿、桐油等，由于“蛮汉分治”的政治环境，这一区域多是通过不同土司辖区间商路的往来进行交易。这些商路主要以水路为干，以陆路为枝。水系中干流与支流交汇处往往会形成商贸节点型聚落，如后溪、石堤、酉酬、梅江、清溪场等，也有少数位于边界地区，服务于跨省边贸的聚落，如洪安边城村等。

 

综上，由于各流域内往来民族的差异及各条水路所承担的职能差别，渝东南地区传统聚落形成了南北分异的商业生产景观，即北部阿蓬江流域上的商业传统聚落以跨地区物资转运为职能，水路联运，并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在水路节点上易形成较大规模的商贸集镇；而南部酉水河与梅江河流域上的传统聚落商业生产景观以土家族地域内的商贸为主，多以水路为依托。

 

 

 

3个流域的传统聚落在聚落景观层次上的差异性也受到地理与民族要素的双重影响(表3)。首先，在地理因素的作用下，顺应地理环境是渝东南地区传统聚落空间布局中的共性特征，但在不同流域的地理环境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阿蓬江流域，河漫滩不发育，聚落多分布在耕地更为充足的丘陵平坝或临江台地地带。因此，该流域的传统聚落空间多为顺应山体等高线的带状分布。在酉水河流域，多分岔的水网体系为传统聚落选址在耕地资源优良的河谷提供了机会，聚落与水体的关系更为紧密，常常在河道或支流的一侧形成“山环水绕”型、紧密的团块状布局。而在梅江河流域，相对开敞的地貌环境和便利的水网交通塑造了多元的聚落形态：位于坝区或缓坡环境的聚落，由于地形因素的影响较小，聚落形态受家庭结构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山间谷地的聚落则逐步发展为条状成团的小聚落；也有部分聚落在河道上游的山坡地上，靠山地溪流灌溉形成大规模梯田，并在梯田靠山一侧发展出团块状聚落。

 

其次，受民族特征的影响，3个流域上的传统聚落景观呈现从北至南土家族、苗族文化景观特征逐渐增强，汉族文化景观特征逐渐减弱的趋势。阿蓬江流域由于陆路交通发展较好，生存环境又相对安全，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位于丘陵平坝地区的聚落根据家族规模和社会结构聚居成组团，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又进一步扩大了聚落规模，因此聚落一般规模较大，祠堂和老屋基是阿蓬江流域文化空间的主要代表。

在酉水河流域，土家族人口密集，受河谷地带有限的耕地资源限制，单个土家族聚落规模较小，单姓聚居，布局紧密，并通过家族成员外迁在同一水系内衍生出同一族姓的兄弟关系村寨，形成资源合作的紧密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土家摆手堂是酉水河流域文化空间的主要代表。在梅江河流域，河谷地带充足的土地资源为土家族单姓组团扩张提供可能，并形成联系紧密、集中紧凑的多组团形式。而在山坡地区，单个组团规模受到门槛效应的限制，需要通过联姻或迁居等方式形成多姓杂居的地缘关系，土地庙和树神祭祀是梅江河流域文化空间的主要代表。

 

 

相较前3个景观层次，宅屋景观则具有较强的文化交流属性。渝东南地区传统的地域住居类型以适应湿热环境的穿斗式木构建筑为主。但通过对这一普遍存在于巴渝两地的建筑景观形式在3个流域间的比较，可以发现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来文化作用，宅屋景观也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或变异)(图8)。

 

在阿蓬江流域，受土司时期中央屯军、官道商贸和改土归流后汉族移民的影响，在丘陵平坝、临江台地地带形成了善于耕作的汉族居住区，并逐渐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宅屋形式，四合院式大户宅院数量增多，并主要聚集于中上游区域。在酉水河流域，这一区域的原住民本为土家族、苗族杂居，在明清数次“镇苗”的军事事件后，大量湘西鄂西的土家族居民迁往此地，呈现出较为原生态的土家族文化区，其宅屋形式也以土家族民居的座子屋与吊脚楼为主。

 

在梅江河流域，民族杂居特征明显，土家族人口最多，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在改土归流后从湘、黔、桂向沅水流域迁徙并定居于梅江河流域。改土归流后，清朝以政府权力推行汉文化，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在跨文化交往中部分保留了本民族信仰，并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也促使这一地区家庭宅屋景观呈现出土家族苗族文化交融的特征。综上，渝东南传统聚落的宅屋景观呈现出文化交叉地带非典型的边缘民居特征，更反映着土家族、汉族、苗族文化自主交流的丰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