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公花园初创期的3个园景之辨

摘    要：无锡公花园是中国最早自主建设的11座近代公园之一，在中国近代园林史上具有标志性的示范意义。以往研究对于公园初创期的园林遗痕、园林文化的关注度不够，通过解读1949年前公开发行的《申报》《新无锡》《锡报》等报刊史料及游记，揭示了初创期“园景”风格之变的缘由，并依据1912年《无锡实测地图》、1949年《无锡城郊新图》及同时期公园旧影，梳理绘制出公园初创期2个阶段的平面猜想图。

通过“体用”辨析梳理出“大众美育现象”“公园展会现象”“公共娱乐现象”3类文化现象萌发的主线，深入剖析了“花卉节事、雅集赏画”的传统沿袭、“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兴起、“体育娱乐、公园宴饮”的勃兴等活动组织与筹划细节。通过公花园初创期的“园景”辨析，可揭示其遗留下来的园林遗产，从溯源角度解析对今日城市公园建设管理之启示。

 

近代以降，西方思潮的浸润给中国城市园林营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无锡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公花园(又名锡金公园、无锡公园、城中公园)始建于1905年，后数易其名，相关部门于2005年百年华诞之际征集民意，恢复园名“公花园”。朱震峻等在《论无锡近代园林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锡金公园建设时间之早、自创性之高、公享范围之大、影响力之广，在全国可谓屈指可数[1]。

 

    近年来，中国近代园林史研究范式与史学热点被重新关注X27，城市公园作为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的3个重要标志之一[3]，引发了大批学者的关注f4-sl。以无锡公花园为研究对象，刘雨品、董#P#P等着眼绿地有机更新曰、景观原型曰、空间叙事等视角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颇丰。然杨清原、邱冰认为1 949年后的几次扩建改造，未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旧有图景不可避免地衰退与消逝。

经王耀元、吴佳佳论证，公花园的百年沧桑历史脉络可分为4个阶段:公园初创期(1905-1949年)、公园建设期(1949-1979年)、公园复兴期(1979-2003年)、公园发展期(2003年至今)。或因1949年前相关史料的碎片化，难以着墨，多数学者聚焦于后3个阶段，公园初创期关注度明显不足。沙无垢[12]曾感慨公花园几经增益后今日园貌已失去原真性，“池馆已随人意改，旧貌依稀如梦来”。

    

    公花园“旧貌”于1922年公园二十四景确立时就已经形成沿袭至今。“老树不知岁、名园别有天”①，公花园经历尘嚣的“洗礼”的事实或已无法逆转，但其代表性、历时性、典型性的初创期“图景”确为中国风景园林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一段遗痕。本文在前辈学者的成果铺垫下，通过爬梳1920—1949年《申报》《新无锡》《锡报》等报刊的公开报道，择取与近代公花园产生交集的园林活动加以归纳，结合民国地图与旧影，以期窥视百年公园被忽略、被冷落的初创期历史图景。

    

    

    20世纪初，西方城市人居环境思想开始楔入中国的市政建设之中，一系列声势浩荡的近代公园建设运动全面铺开。近代公园指位于城市、民众可以享用、符合市民游休憩及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公园[13]3。

据朱钧珍先生考证，1840—1910年外国人在华建造的第一批公园有33个，中国在1878—1908年间自建的公园有11个，其中占地面积可考的只有济南商埠公园(5.14hm2)、无锡公花园(3.30hm2)、昆山马鞍山公园(2.67hm2)、齐齐哈尔仓西公园(2.00hm2)、安庆皖江公园(13.00hm2)5处[13]89-92。

被誉为“华夏第一公园”的无锡公花园于1905年起由民众捐资筹建，与近代租界公园、侨商花园相比，其秉承着“天下为公”的民主思想基础，践行着“公众性”“平民性”的建设初衷[11]7-14，体现了“公花园”之名与百纳为“公”之实，彰显了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园文明的起点和里程碑，从这点来看，第一公园“名实”之辨已无关它的年龄。

    

    

 

    “公园，在城中公园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就洞虚宫之荒开辟”[14]。1905年公花园建设起步于玉皇殿后的数弓之地，场地内只有白水荡(传楚相黄歇行宫遗址)的一处古代遗迹(图1)，并逐步扩大至占地面积50余亩(约3.6hm2)。公花园为我国近代第一个由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策群力兴建的公园[11]41。



通过梳理主要园建的筹建史料线索绘制出公园初创期的主要建筑营建时间线(图2)与筹款明细一览表(表1)，可知1905—1934年间园内主要建筑如清风茶墅(1918)、池上草堂(1920)、西社(1921)、兰簃(1922)、天韵社(1922)、嘉会堂(1930)、九老阁(1934)等先后竣工，至此，公花园初创期的兼并扩容已基本完成。

    

 

    初创期公花园建设最突出的特点是民间自发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具有民间各阶层群体参与的公众性[11]7。经费主要由耆儒②乡绅自发集资与公园运营收益两部分组成。公园除特定展会收取门票外，其他时间均免费开放。1921年10月16日《晨报副刊》记：“公园完全开放，各界人士，一律出入，不像北京贵族式的中央公园。”无锡公花园初创期大众筹建、全面开放的建设初衷便是全民“共筹”“共享”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近代文化特征。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记载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耕植于传统的公私观中。公花园初创期虽隶属市管委会管辖，但实际公园管理经营权却由富有声望、热心公园的地方人士落实。据1934年6月21日《新无锡》载：“管理公园，在民国15年(1926年)前，遂有俞仲还、周寄媚等诸君；民国16年(1927年)后，除现在公园管理委员会诸君不计外，共有管理委员会三次，市款产会兼管一次。”关于日常运营，鱼房、茶座等租费，统归公园收储支出。市公所虽约定每年补助修理费500元，亦早分文无着。

    

    1927年无锡公园仿照北京中央公园办法，组织董事会，推举正、副会长，主持园务。1930—1935年间公园管理权曾发生巨大争议，据1934年6月23日《申报》载：“近市管委会奉令撤销公园管理主权，发生各方争议。”主要争议如下：华艺珊等认为应依据历史由公园管理委员会管理；第一区公所认为公园属于市产，应由区公所管理；县教育局认为以公园为社会教育之一，应由教育机关管理。后因种种原因，三方管理权争议不了了之。直至1945年11月26日《大锡报》刊发了“废止公园管委会，另设公园办事处”的报道，至此公园近10年的管理权之争落下帷幕，公园管理权正式划归政府教育科主管。

    

    初创期由耆儒乡绅筹建的管委会虽被废止，但纵观其发展历程来看，协议组建董事会参与园务、理事会通讯选举等一系列公园管理尝试是无锡近代公园公众管理权意识的觉醒，耆儒乡绅以文化自觉的主人翁心态参与到城中公园的建设运营实践之中，是一次多元性、开放性的“公民自治”权益的启蒙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