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摘 要：为探究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采用景观感知量表、地方依恋量表、亲环境行为量表、压力量表对广州市 3个典型城市综合公园 419 名游憩者进行调查，尝试探究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地方依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压力和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00，P＜0.001）；地方依恋在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4.071%；游憩者压力水平不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游憩者文化水平显著调节了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城市公园作为“城市中的自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载体，能够满足人与自然环境接触的需求，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对于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随着到城市公园休闲娱乐人数的增加，其环境不友好行为对城市公园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愈发显著。上述情况表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环境设计和管理人员，也需要高素质的环境使用者，这是形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如何在城市公园中提升游憩者的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景观感知

 

人对景观的感知被称为“景观感知”，可简单理解为人们对景观空间或场所的综合感受[1-2]。“景观感知”这一概念兴起于 19 世纪 50 年代，是基于环境心理学研究发展起来的[3]。

 

 

Grahn 等[4]首次确定了人们感知城市绿色空间的 8个维度，分别是平静性、空间性、自然性、物种丰富性、庇护性、文化性、视野性、社会性；Stoltz 等[5]在 Grahn 的基础上扩展了原来 PSD 的含义，形成了新的 PSD 版本，更新版包括自然性、平静性、庇护性、凝聚性、多样性、开放性、文化性、社会性 8 个维度；刘凡等[6]参考Grahn 与 Stoltz 等[4-5]学者的研究，并结合城市山地公园实际情况，将景观感知划分为 5 个维度，分别是自然性、空间性、庇护性、文化性与视野性感知。本研究综合Grahn 与 Stoltz 等学者[4-5]关于的城市绿色空间感知维度的研究，从景观属性的视角对景观感知进行维度划分，并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应的测量题项。

 

1.2 地方依恋

 

在环境心理学研究中，地方依恋指人与特定场所之间的情感纽带，以表达人们喜欢留在特定地点，并感到舒适的心理状态[7]。

 

目前关于地方依恋相关的研究普遍认同地方依恋是一个多维概念，但对于其维度的划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Williams 等提出的二维结构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和应用[8-10]，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二维结构来测度游憩者的地方依恋。

 

1.3 亲环境行为

 

20 世纪 60 年代，环境心理学开始进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11]。目前，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仍然缺乏清晰的定义。邱宏亮等[12]将环境责任行为定义为，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所实施的减少旅游景区环境负面影响或有利于旅游景区环境保护的具体行为。张婷等[13]将环境责任行为定义为人们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必要活动。凌春燕等[14]认为亲环境行为是指在个人或家庭层面采取的有利于环境或至少尽可能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行动。虽然各学者对亲环境行为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核心要义相近，都强调个体主动保护环境的行为。

 

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维度划分上，总体看来，仅有部分研究者将亲环境行为视为单一结构，而更多的研究者认为亲环境行为具有多维结构。虽然不同研究者对于多维结构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但公领域－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结构划分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认可和应用[15-17]，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这一划分方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ABC 态度模型的具体含义是：态度是按一种特定方法对某一目标对象作出的预设反应，包括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和行为（Behavior）。其中，“认知”指个人对某种事物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它是态度形成的基础条件，对应本研究中的景观感知；“情感”指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的直接感觉。或在某种事物的激发下的情绪状态，对应本研究中的地方依恋；“行为”指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反应倾向，具体可表现为表达态度时所展现的语言与行为，对应本研究中的亲环境行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与自身的情感系统产生交互作用，在形成评价的基础上产生情感反应，最终决定行为。此外，本研究将群体异质性纳入模型分析，纳入游憩者压力水平和文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基于不同压力水平和不同文化水平的游憩者群体，景观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

 

2.2 研究假设

 

2.2.1 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本研究采用的 ABC 态度模型认为游憩者进入旅游地，首先对旅游地环境产生认知，再通过作用于心理产生相应情感，最后影响行为。 例如夏燕等[18]研究发现，环境生态、经济价值感知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孔艺丹等[19]引入游憩者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证实了乡村景观感知是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主要因素。骆培聪等[20]研究发现环境教育感知对自然共情和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为游憩者景观感知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

 

2.2.2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游憩者景观感知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亲环境行为，还能通过地方依恋间接作用于亲环境行为。本研究基于 ABC 态度模型，认为游憩者对公园景观环境的感知会引起人们心理的变化，并进一步引导游憩者产生保护环境的行为。刘凡等[6]研究证实了景观感知能够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也可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仇梦嫄等[21]研究证实了旅游声景认知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主动型环保行为方面，且地方依恋具有中介效应。孙艺丹等[22]研究表明，乡村景观感知不仅直接影响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且通过地方依恋、环境责任态度的中介作用实现。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2为游憩者景观感知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2.2.3 压力水平的调节作用。在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中，考虑游憩者自身压力水平的调节作用是有必要的。Ulrich[23]认为影响最终行为结果的第一个重要变量是观察者在感知之前的情绪状态。例如，如果观察者在感知之前的状态是压力和过度唤醒，那么一个有吸引力的自然可能会引起愉快的感觉，让观察者保持兴趣并阻止或减少压力的想法，从而促进生理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性趋近行为可能是停留并继续观察环境，而不是参与探索环境等行为。

 

本研究基于支持性环境理论，认为处于不同压力状态下的游憩者，对于景观环境的偏好不同。高压力水平的游憩者，可能对高自然性、高庇护性、高多样性以及低社会性的环境需求更大，也更容易感知到景观环境的各类属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游憩者对恢复性景观环境的感知越强，越有可能刺激其亲环境行为的发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3为游憩者压力水平在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2.4 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游憩者获取外界环境的信息形成景观感知，并对后续的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可被看作游憩者利用外界信息的过程，这必然受到游憩者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其中，游憩者文化水平是体现游憩者信息处理能力的重要变量。文化水平影响个人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影响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影响对景区依恋情感程度，教育能够增强公众的主体意识，所受教育水平不同，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与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4为游憩者文化水平在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本研究以 ABC 态度模型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基本逻辑为分析基础，结合支持性环境理论，形成研究的概念性模型（见图 1），以期揭示景观感知提升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

 

3 数据来源及样本数据分析

 

3.1 研究样地

 

本研究选取《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中内容丰富、具备完善的各项基础设施、能带给游憩者更丰富的感知和体验的综合公园为研究对象。参考《广州城市绿地规划（2020－2035）》，选择了荔湾湖公园、天河公园、越秀公园 3 个全市性综合公园作为研究样地。

 

3.2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景观感知量表、地方依恋量表、压力量表以及环境责任行为量表 5 个部分构成，其中游憩者景观感知，该部分主要参考 Grahn、刘凡、An 等[4,6,24]的研究，并结合研究地进行相应的开发设计，具体分为 3 个步骤 ：①综合相关文献研究，整理归纳关于景观感知的测量项；②向风景园林及相关领域专家咨询并发放专家问卷，对初始测量项目进行讨论与修正；③问卷测试：将初步建立的量表发放给身边同学填写，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直到没有明显语义上的问题，最终形成初始量表。然后，分别于2023 年 3 月 23 日（周四）、4 月 7 日（周五）、4 月 8 日（周六）、4 月 22 日（周六）、5 月 4 日（周四）在荔湾湖公园开展问卷预调研，根据游憩者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修正与补充。

 

经过以上研究步骤，初步构建游憩者景观感知测量量表。通过线下实地收发问卷获取的数据对游憩者景观感知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共计回收问卷 249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1 份，回收率为 88.8%，随后采用 SPSS 软件对此次预调研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经检验，KMO 为 0.889，大于 0.8，Bartlett 的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小于 1%，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 而 效 度 检 验 表 明 ， 所 有 因 子 的 载 荷 值 在0.639~0.821 之间，均大于 0.5，并且不存在交叉项的现象，这表明各题项变量均能较好地反映其因素构想，符合标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过后一共提取 5 个公因子，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66.899%，大于 60%，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共同因素可靠。根据题项含义并结合前人研究，分别命名为景观自然性感知、景观社会性感知、景观文化性感知、景观平静性感知与景观安全性感知。据此，景观感知量表在预调研中验证了其适用性，共设计 16 个测量项；地方依恋量表主要参考 Williams、kyle 等[25-26]的研究，包含 2 个维度（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共计 6 个题项；亲环境行为量表主要参考 Stern、龚文娟、Wan、Kaiser、Hunter 等[11,15,17,27-28]的研究，包含 2 个维度（私领域环境行为、公领域环境行为），共计 8 个题项；压力量表参考情绪自评量表（DASS-21）中的压力量表[29]，共 7 个描述语，其中“ifound it difficult to relax”与“i found it hard to wind down”语义相近，因此将其并为一个选项，最终选择用其中 6个描述语测量游憩者压力水平。

 

其中亲环境行为部分设置选项“偶尔”“经常”和“从不”来考察人们的行为，分别赋值为 0、1、2；其余 3个量表部分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对各语句进行同意程度的选择，从 1~5 的分值分别代表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3.3 数据搜集

 

本研究于 2023 年 7－9 月在广州市 3 个综合公园开展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486 份，回收有效问卷419 份，有效率 86.21%。研究应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基本特征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人口学统计信息表明，女性占比 66.8%，男性占比33.2%；在年龄结构上，主要集中在 60 岁以上和 18~25岁 2 个阶段，占比均为 27%；文化程度方面，主要集中在本科和初中及以下，分别占 36.5%和 22.9%；职业构成方面，以退休人员和学生为主，分别占 28.9%和25.3%；月收入方面，主要集中在 3 001~6 000 元和小于1 500 元 2 个范围，分别占 32%和 23.4%；居住类型以世居为主，占 34.8%。其中，年龄与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这 4 个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构成比例相呼应。

 

4 结果与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是对同一批被试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测试多个调查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应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有 7 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2.136%，小于 40%的判断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4 个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2所示，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和地方依恋显著正相关，亲环境行为与压力、地方依恋显著正相关，压力与地方依恋显著负相关。

 

4.3 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4（简单中介模型）[30]，在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居住类型的情况下，设定重复随机抽样 5 000 次，在 95%置信区间下，分别以景观感知为自变量 X，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 Y，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 M，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总体上，景观感知显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B=0.300，P＜0.001）。研究假设 1 成立，这一结果与以往该领域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游憩者对公园景观环境的感知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其亲环境行为的发生[6,31]。游憩者通过感知公园景观环境能够增进其对城市公园的亲切感，从而规范自身行为，防止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逐步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见表 3、图 2），景观感知显著正向预测地方依恋（B=0.956，P＜0.001）；当景观感知、地方依恋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景观感知（B=0.168，P＜0.05）和地方依恋（B=0.138，P＜0.01）显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

 

此外，景观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见表 4），表明景观感知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而且可以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亲环境行为。该直接效应 （0.168） 和中介效应（0.132）分别占总效应（0.300）的 55.929%、44.071%，假设 2 成立。这一结果与以往该领域相关研究结果一致[6,32-33]，且符合情感地理理论，情感地理理论探讨了情感如何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起作用，尤其是人们如何通过情感与特定地点建立联系。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对环境的感知不仅基于物理特性，还包括环境引发的情感和情绪反应。这些情感反应促进了地方依恋的形成，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倾向，包括亲环境行为。因此，城市综合公园在为游憩者提供良好的景观环境的同时，应该关注游憩者的情感体验，通过提升游憩者地方依恋，促进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提高。

 

4.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4.4.1 压力水平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 Hayes 编制的SPSS 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8（Model8 假设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及直接路径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致）[30]，在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居住类型的情况下，设定重复随机抽样 5 000次，在 95%置信区间下，分别以景观感知为自变量 X，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 Y，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 M，压力为调节变量 W，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B=-0.006，t=-0.095，P＞0.05），说明游憩者的压力水平不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对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景观感知与压力水平的交互项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B=0.091，t=1.576，P＞0.05），说明游憩者的压力水平不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假设 3不成立。可能是压力在恢复性环境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而本研究中的“景观感知”指的是对综合公园景观环境的整体感知，其中包括了恢复性环境，也包括了不利于压力人群恢复的环境因素，如景观社会性感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压力在恢复性环境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4.4.2 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 Hayes 编制的SPSS 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59（Model59 假设中介模型路径及直接路径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致）[30]，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居住类型的情况下，设定重复随机抽样 5 000 次，在 95%置信区间下，分别以景观感知为自变量 X，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Y，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 M，文化程度为调节变量 W，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由表 6 可知，将文化水平放入模型后，景观感知与文化水平的交互项对游憩者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54，t=1.260，P＞0.05），说明游憩者的文化水平不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对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景观感知与文化水平的交互项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B=-0.121，t=-2.503，P＜0.05），说明游憩者的文化水平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地方依恋与文化水平的交互项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B=0.071，t=2.279，P＜0.05），说明游憩者的文化水平能显著调节地方依恋对游憩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明确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将文化水平按照一个正负标准差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考察不同文化水平上，游憩者景观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游憩者文化水平较低时，景观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309，t=3.499，P＜0.001）；游憩者文化水平较高时，景观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05，t=-0.051，P＞0.05）。也就是说，随着游憩者文化水平的提高，景观感知更不容易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见图 3）。

 

由图 4 可知，游憩者文化水平较低时，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54，t= 0.885，P＞0.05）；游憩者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0.237，t= 3.803，P＜0.001）。随着游憩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地方依恋更容易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假设四部分成立。这一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影响机制研究上的不足[6]。具体而言，随着游憩者文化水平的提高，景观感知更不容易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地方依恋更容易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这可能是文化水平越高的游憩者因其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对于景观环境的期待也相对较高，因此当景观环境无法满足其心理预期时，游憩者对景观环境的感知评价就会降低，从而削弱其亲环境行为；反之，一旦景观环境满足了其心理预期，游憩者就会与公园发生情感链接，对公园产生依恋情感，并进一步促进其亲环境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 3 点结论：①游憩者景观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地方依恋在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即游憩者景观感知不仅直接影响其亲环境行为，还会通过地方依恋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作用；③游憩者压力水平不能显著调节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游憩者文化水平显著调节了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5.2 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对广州市中心城区的综合公园提出以下 3 点管理建议：①充分发挥游憩者公园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只有全面激发游憩者的亲环境行为，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园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②高品质的景观环境感官感知体验对于提升人们的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塑造多样化和高质量公园景观环境、提升公园游憩空间供给品质的方式，带给游憩者更好的休闲体验；③地方依恋作为景观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纽带，对推动游憩者实施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应积极关注游憩者的地方依恋。

 

具体而言，公园景观环境首先应该着重考虑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加人性化的设计，如在天气极其不稳定的广州，城市公园应多增加一些遮阳避雨设施，提高公园的实用功能，更好满足游憩者需求，并进一步引起游憩者对公园的情感性依恋和归属感，从而鼓励游憩者开展有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活动。此外，需要针对不同文化水平的潜在游憩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