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

摘要：“八景”是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营建中约定俗成的一种组景现象。如何更为深入地对“八景”起源、形成、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再认识，更具现实意义。从人居环境角度入手，通过对历史材料进一步梳理和研判，对“八景”的历史进行了溯源，归纳总结了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从虚到实的嬗变路径与特点。

我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嬗变可分为起源、萌芽、形成、发展、衰落5个历史阶段，贯穿我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始终，具有人居内涵上的一脉相承、生成模式的多源汇聚和传播方式相互融合的特点。结论可为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参考。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将城市融入山水环境是我国传统城市人居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城市营建将周边山水环境要素作为重要参照，并与山水环境形成整体空间格局[1]。吴良镛先生指出，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以“整体环境”的营造为出发点，在环境本位的理念之下，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纳若干关键之处成一有意义之骨架，笼万物于此，再成统一视觉连续之“景”，从而建立人居环境整体的秩序。这种强烈的环境观念，放大而为天下，凝缩而为家园[2]。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化，“八景”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结构化人居环境现象。学界对“八景”的研究较为多样，在“八景”的历史文化、空间环境、地方文献研究、园林意境、文本策略、个案研究、东亚八景现象传播及当代新八景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有大量成果出现[3-10]。.

 

作为我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如何更为深入地对“八景”起源、形成、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再认识，更具现实意义。

 

“八景”的溯源研究，最早始于元人陈栎。目前研究虽已涉及，但未能深入开展，进而影响到了溯源结论。从城市人居环境角度入手的研究较少，主要围绕潇湘八景及其以后的典型和地域性八景建构个案开展。随着历史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发掘，对“八景”模式溯源、嬗变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进一步梳理，对溯源工作进行探究，归纳和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路径、特点，为重新认识和激活优秀的人居环境营建智慧提供参考。

 

1“八景”的历史溯源

 

 

自先民通过观象授时、立杆测影判断时令节气、辨方正位后，“八”就与空间有直接的联系。如凌家滩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玉版中即清晰地体现出八方四维的形象，八方与八卦直接有关[11](图1)。

 

先民围绕人居环境的建设，周代以来形成了王居“天下之中”“体国经野”的人居模式，形成了“家-国-天下”的有序图景。

 

从空间关系上看，“国”处于中心位置，“野”围绕在“国”八方。在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层面，如《淮南子·地形训》提出九州由位于其周边八方的八殥、八纮、八极层层围绕，并均与风、云和雨等气象有强烈的联系①(图2)。“八泽之云，是雨九州”“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和八正，必以风雨”“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12]。

 

 

在以邑为中心的国都或城市层面，《尔雅·释地第九》提出邑由位于其周边八方的郊、牧、野、林、坰层层围绕，即将国都、邑至国界、邑界之间的地域均分为5等，形成以邑为中心向八方辐射的城市人居环境营建模式[13]。由于与地理方位和人居模式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八”在我国古代观念中为制地之数，即“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14]。

 

在治理体系上，《周易》的影响使得“八卦”与“八方”观念浸染渗透，形成了标志特权和威严的天子“八制”，以示对天下八方的支配与主宰。如，《河图》“风者，天地之使”；《元命包》“阴阳怒而为风”。而八门生风，“八”遂主风。虽然八风的具体名称和对应方位有多个版本，但其影响深远。

如《淮南子·时则训》针对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提出了利用自然规律为人服务的基本准则，成为天子治理天下的主要依据。如天子须在仲夏之月，须衣赤衣，服八风水，以顺应时令。汉代时“八”与方位、季节、气象乃至台观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王莽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15]。

 

这些“八制”后随着周天子的式微而流入民间，相沿成俗，使得传统文化中派生出一大批以“八”为名的现象，直接或间接与时间、空间及人相联系。佛教亦有崇“八”的文化机制，即在以自我为中心、弥漫八方的宗教意识。得于八方的神圣观念，导致佛教对“八”的崇仰，生成了许多与“八”为名目的戒规和宗教现象[16]。

 

1.2“境”与“景”

 

“境”本同“竟”，本义为疆界、边界，即疆土至此而竟之意，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地域、场所、环境为“境”的后起含义，其形成不晚于东晋，如陶渊明有“结庐在人境”。“境”还有景物、景象的含义。

 

“景”的本义为日光[17]。星月之光，通常也谓之景。“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18]。景又作境解，即光照的范围，“景，境也。明所照处有境限也”[19]。“景”作为风景、景致为后起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山水之美的自觉发掘，使得风景合在一起连用成为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景物之意。

 

尽管“境”与“景”在后起含义中表达景物、景象、风景时似乎可以通用，尤其是在“八境”和“八景”的语境中，但两者之间还是各有所重，“境”更偏重场所或景物的界限或层次，“景”则更注重风景或景物的光线或光线带来的变化。

 

 

 

一般认为“八景”来自道教词汇[20-21]。已有研究尚未对“八境”“八景”的溯源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下面就该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1.3.1“八境”

 

“八境”一词较“八景”出现更早，历经三甲子完善最终成书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的《太平经》已有“八境”的词汇，“四月巳，德在上九，到于六远八境……十月刑在上六，亥，时刑及六远八境四野”。又“故古者皇道帝王圣人，欲正洞极六远八方”[22]。可见“八境”与“八方”相类似，与八方相比更强调边界的意义。此后的道教、佛教乃至景教的文献中，均可以看到“八境”这一词汇。

 

1.3.2“八景”

 

道教典籍中，最先出现“八景”一词的是不晚于魏晋间问世的《黄庭内景经》。《黄庭内景经》提出了包括人体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在内的三部八景二十四真的系统理论。所谓“三部”，指人体上、中、下三部，而每部均以黄庭、丹田为中心。五脏分属三部，每脏按八卦模型，有所谓的“八景神”。而三黄庭之中，二十四位真人与二十四真气相应，称为二十四真。可以看出，“八景”具有包括空间方位和光的颜色在内的双重含义，其中“八”指示空间方位，“景”体现不同方位所具备的光色。

 

这一含义已常在东晋末至南北朝形成的上清派、灵宝派的经典中出现，如约形成于东晋末年的上清派经典《上清大洞真经》②中有11处八景，又如上清派早期的《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将“八景”与八节相联系，增加了时间的要素。约成于晋末至南朝刘宋时期的灵宝派重要经典《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八景冥合，炁入玄玄”句。

后世对八景景光的解释不甚一致，南齐严东认为“八景”是八色；唐代薛幽栖认为“八景”为四方之宿与日、月、五星、北斗光炁的景光合称；唐代成玄英认为“八景”为上元总炁与七曜的景光总称[23]。“八景”在道教符箓中有更为形象的体现，唐代僧玄嶷指出道教“画作符图及书玉字，其真文总有三法。一曰：八景，画为日月星辰之象”[24]。

 

道教注重生命的存续与外部环境的密切关系，使得“八境”“八景”与方位、季节、时间与人密切结合，逐渐转化为审美的对象，这对“八境”“八景”词义的延伸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