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 21 世纪基础设施全局性设计方法的一个宣言，它借鉴了对全球现象的观察和位于鹿特丹的国际性景观实践机构 West 8 的作品。作者设想了一个以养成的、景观主导和绿色的、开放的、活跃的、生态的、响应式的（CLOVER）基础设施为建成环境的世界，在那里，作为设计焦点的人、场所和生态的需求位于机器之上。
C.L.O.V.E.R.指养成的、景观主导和绿色的、开放的、活跃的、生态的、响应式的
基础设施迫切需要全局性的设计态度。未来一百年，人类建成环境面临大规模城市化、殖民和全球化的持续影响、快速数字化、气候危机、海平面上升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等复杂现实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基础设施有使命成为国家、城市和水域等多层次的流动血脉，它们渴望一种实用主义和想象力并重、新技术和传统工艺并重、科学和艺术并重的全局性方法。
曾经起到保护作用的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枷锁和束缚。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原有的基础设施系统并重新构建面向未来的视角？哪些元素可以保留，哪些元素需要置换？日常生活的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哪些方面需要恢复、回应甚至回归传统？CLOVER 21 可以理解为一套面向 21 世纪的新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方法。这一方法将人置为前景，让人理解基础设施如何帮助城市被感知、被使用，让城市更加适应气候变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和韧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宜居。
养成的
基础设施应该是工程师和诗人奉献、合作、跨学科实践的结果。他们在古老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共同努力改善人类及其他生命体的生活条件。养成式的项目推进方式，使基础设施扎根于土地利用的基本准备过程——无论是用于生活、食物、能源、森林，田地，还是休闲。养成也意味着解决方案要超越务实和实用主义，要创造出具有美感、诗意和文化价值的场所。基础设施必须成为象征，并赋予场所身份认同感、文化意义和崇高感。人类基础设施的抱负，不应止步于解决问题和支撑流动，还应立志于有一天能被画笔描绘、被歌曲传颂，它们的照片能被发送到太空。
景观主导和绿色的
19 世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辉煌遗产 （最具代表性的是奥斯曼巴黎改造工程）始于铺设下水道和组织公共交通，止于宽阔的大道和林荫。景观作为基础设施这个“大蛋糕”的最外层，应在场所规划和设计时被定位为主导愿景及成果。媒体公开报道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不应继续被当作单薄的、抽象的工程议题。
景观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它缓慢培育着场地的生长和变化、事物表面侵蚀的光泽，以及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它为城市提供了宜人的小气候和阴凉，保障了农田的生产循环，并支撑着默默无闻的地下管网；它能在暴风雨期间提供保护，在暴风雨过后供给养分；它通过手和工具、风和水将人们与周围环境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引导、回应基础设施遗产并使之转世重生，使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适应新的环境。
在塑造土地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对水如何在地表和地下流动，以及这些模式和过程如何随着气候而变化建立一个本质性的理解。因此，所有的项目设计都应起始于给定场地的边界之外，甚至包含整片三角洲或河流的全流域（图 1）。
开放的
作为集体共享领域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应该是民主的、可及的、易读的和具有教育意义的。在中世纪，公共空间被定义为一个同时允许板条箱和断头台（分别指代公开演讲和政治审判）存在的场所，参与者既有女王和乞丐，也有普通家庭和农民。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意味着它必须包容和接受所有用途。
随着物品的人工智能化（也许有一天它们甚至将拥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记住，基础设施并不是为服务公共汽车、飞机、火车、船、宇宙飞船或互联网而存在。它应当 “为人”“由人”，具有人性化的尺度。它服务于驾驶员、飞行员、列车员、乘客和智能手机用户。就其人本本质而言，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人类健康生活所依附的生命系统——食物、植物、昆虫以及清洁的空气和水，它们所塑造的环境应该使机器和技术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相互交织，合二为一，即基础设施可以提升自然。从这些角度来看，自行车不失为一种完美的机器——专为人的体型而设计，将健康融入日常出行，且不需要会带来污染的引擎。
活跃的
基础设施的最终表现形态往往是广场、街道、小径、公园、高速公路或运河。它们是城市连通的基石，邀请并服务于不同文化、年龄层、世界观和语言的人们，如同绘画作品般充满了色彩、角度和抽象含义，并激发了多样的活动和观点。
基础设施内部和周围的生命可以丰富其表现和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动物和植物占据了基础设施，使它们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在鼓励生命体自发地使用下，形成自身特色。街道作为人们交通、日常生活和表达意见的场所，展现出基础设施充满活力和临时“弹出”的特性。城市作为全局性方法的终极表现形式之一，是分享创新和技能、创业追求以及为大众保存历史的重要基础设施系统（图 2）。
生态的
21 世纪基础设施的目的应该是创造自然、增强环境韧性、支持生物多样性。它们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和见缝插针的策略，如果建成环境的每一部分都顾及自身的微观生态和潜在的全局性影响，世界将逐渐受益。我们要求建成环境的所有参与者——从政治家到建筑师再到公民，定期审视自己对生物多样性与生俱来的需求，即被生命包围的渴望。
我们需要拥抱变化，将变化视为在生态学和物理学研究中一种持续的状态，因为确定性从来都不是生活或建造的安全边界。在微观和区域层面上制定能够承受潜在风险的多层级备用计划可能成为常态。不确定性并非可怕的末日，反而有时可以变得有趣和出乎意料（图 3）。基础设施的叙事必须从以土壤作为生命发生的支撑结构开始。面对数字大众媒体和虚拟现实崛起的世界时，生态学将成为一剂柔性的、恢复性的、精神性的、永恒的解药。
响应式的
科学和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共享资源和跨界解决方案，并凸显出我们的异同。我们预言 21 世纪将发生一个转变，即以“场地深度定制”的方式来使用人类的经验教训，场地自身的特征将发展为超越通用解决方案的独特品质。基础设施将对场地的地理、历史、水和土壤、动物和空气做出响应。全球知识体系在相互关联的科学领域研究的支持下无限增长，基础设施应当从中不断汲取。基础设施将是慷慨的，它的运作和反应将是本土化的。它是开放的，适应时势变化的，不再是固定或僵化系统的一部分。
明天的基础设施应具有文化敏感性而不仅是投机性。它服务于更崇高的利益，就好像它将不再拥有第二次机会。
基于 CLOVER 21 的实践
自 1987 年成立以来，West 8 有意识地将全局性思维应用于公共空间和城市设计领域。在过去的 37 年里，城市和基础设施设计和建造的方式似乎优先考虑了效率和速度，旨在为消费者减少摩擦、降低成本，更好地推进开发。由于这些基础设施需求的转移，作为风景园林师和城市设计师，我们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它们的发展。但我们的角色一直在无畏地以远见引领工作，立足于实用性，敢于挑战现状，创造地域和身份的诗歌。回顾过去 37 年的环境建造实践，是基础设施塑造了West 8，反过来，West 8 的设计也发展出了新的基础设施语言和形式，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共生关系。
在水上，“中国制造”现象及其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开始涌现。借助大规模、高效的全球运输网络和物流通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物理空间开始扩大。West 8 总部所在的鹿特丹港也不可避免地分布着这样的航运网络，并对城市的特质、居民及其职业观念产生实际的影响。West 8 最早的项目之一——剧院广场（1996 年），便是对海港规模、色彩和戏剧性的致敬，创造了一个具有海港特质的、有趣的新市民中心（图 4）。这是一个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设计，旨在致敬鹿特丹码头区和它那拥有成百上千港口起重机的传奇地平线。今天，它是嵌入剧院区的城市舞台，演员和观众的界限在生活的剧目中变得模糊。与抛不开港口工作氛围的鹿特丹不同，多伦多和上海等城市则希望实现滨水区域的“后工业”城市休闲娱乐转型。
例如由 West 8 主导总体规划和落地设计的多伦多中央水岸和上海新华滨江公园项目，以多层次的策略应对整体和小气候环境，将严重污染的场地改造成了充满包容性的“绿色宝石”。这 2 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整个滨水公园系统与连续的休闲步道和滨水大道连接起来，并基于大都市居民集体想象的典型图景创造出新的景观，从而为他们带来自豪感和愉悦感。一座小山，山顶是风吹过的松林和陡峭狭窄的小径，给人意外感和玩耍的冲动（图 5）。
上海绵延的滨江步道上，有一个可以捉迷藏、爬高伏低的地方。在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景观类型——波浪甲板 （图 6），木制的甲板倒映在湖面，材料和细节呼应着常见的滨水设施，但又具有起伏的形态，让人想起大地和日复一日中被湖水冲刷出的光滑石岸。这些特别的设计语言无需标识便可吸引和引导来到水边的人，它们不同的形态各自具有强烈的空间性格，在原有工业码头突堤的端头为夏天挤满水滨的成千上万游客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在空中，我们熟稔于机场的穿梭通勤。在任何时间，West 8 的员工都可能奔波在10 余个不同的国家，指导施工、与社区会面交流、与客户团队沟通。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迷宫般的机场免税购物区的“受害者”。机场变成巨大的基础设施体，被一大圈毫无特色、毫无根基的设施和商业园区包围，混凝土和停机坪、安全围栏和护柱、午夜荧光灯、噪声和燃料废气的渗透性气味充斥其间。人们只能无望地驾驶汽车和卡车，通过标牌和导航穿过这些“当代的废土”。
这种严重缺乏场所或景观特质的去人性化空间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表现得非常明显。机场管理层对快速扩建的机场的氛围和形象表示担忧，机场设施指数级地扩张，成为一个充斥着工地、混凝土、沥青和瓦砾的无边场地。新基础设施工程的主导地位面临着旅客和公众舆论的挑战——因为彼时的史基浦机场只带给人荒凉而多风的感受。在那个年代，大型国际机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自身的运转逻辑和驱动力，并没有顾及人的尺度、舒适性和绿色空间。“永不完工”的机场——它的本质就是持续的建设活动：室内装修，添加新建筑、登机点、停车场、管道和电缆，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升级改造。
一个合理的、现代的机场应该是何种形象？1992 年，West 8 为史基浦国际机场这座 “基础设施巨兽”制定了新的策略，即史基浦景观设计：以一种可识别和可迭代的景观方案铺开一层巨大且伸展的“绿色面纱” （图 7），软化和掩藏占主导地位的功用型基础设施，屏蔽平庸的广告和大众文化，引入一片连续但通透的季节性林地，形成一个兼具辨识度与生态性的流畅过渡空间。该策略回应了 3 个关键的设计要求。首先，史基浦的巨大扩张迫切需要节约成本，控制现有的灌木、边界、绿地的可达性和人工费用，虽然提升这些残存的装饰性绿色斑块的连续性和可识别性正是景观提升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除了这些碎片化的绿地，其他区域都被永久性建筑占据或主导。承包商们铺设 “临时”道路、铺装和压实地面时完全没有考虑美观性、环境友好性或恒久性。对此，景观策略的出发点是积极地将所有非必要和临时的“剩余空间”视为绿色的气候适应性表面，将所有非必要的硬质表面都变成绿色，如此，机场将变得干净、安全和柔软。最后，考虑到机场所在地的地质结构和气候条件，树木和大型灌木并非理想的选择，因为它们可能会吸引那些引发飞行安全风险的鸟类；这里的土壤被过度压实、土质参差不齐，且无充足预算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土覆盖。
最终，在独创性的“史基浦林”（这一景观策略自1992 年至今被持续采用并推广）中，我们种植 了 超过 100 万 株 毛 桦 （ Betula pubescens）。这是根据特定的生态习性进行的科学选择，毛桦具有很强的耐受性，可以在史基浦的建造地（前哈勒默湖）这样高度混合的土壤条件和多风环境中茁壮成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不会吸引筑巢鸟类而且速生的物种，能够适应修剪和换苗。毛桦林下，以三叶草 （Trifolium）为基础物种打造易于养护的生态草原，形成了富含传粉昆虫的林下空间 （图 8）。桦树根部和下层地被的固氮能力改善了公共空间、高速公路护堤和孤立停车岛的土壤条件，为每日川流不息的大型基础设施的景观地带赋予了可识别性。人工林地通过这种持之以恒的方式“收复”了坚硬且密不透风的机场区域。
在屋顶上和田野中，无化石燃料的能源替代品，如风能和太阳能，专注于索取单一的新建基础设施网络和景观，却忽视了美观和额外的社会或生态效益。随着城市及郊区消耗的能源和土地越来越多，以及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热岛以及冷岛气候概念出现了，街道、散步道和公园成为休息、纳凉和创造小气候的重要场所以及受人们欢迎的公共空间。West 8 正在设计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北部新区中央公园中的一座“风之花园” （西班牙语：el Jardín del Viento，图 9），在这座立体的花园中使用微气候技术捕捉高处的微风，引导它穿过绿色的外罩来降低环境温度，并在内部创造出凉爽的空间，花园成为公园的主要会面场所。这项创新技术将通过驾驭风来对抗日益频繁和即将到来的极端高温事件，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公共聚会空间，让人们探索植物，团结社区。
在线上，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让我们作为一个设计机构能够在一眨眼间跨越地缘、政治边界分享知识和资源，我们的工作从实体制作向以数字为主的手段转变。这既将我们引入一个新型数字表达形式下的新世界，同时也引发了频繁数字通信的诸多益处或束缚。在这个大规模数字化和互联网办公的时代，West 8 设计了新的科技园区，为员工提供了新颖的户外工作方式。对于那些以促进和创新全球在线体验为使命的客户来说——如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谷歌办公园区（图 10），成龄的树木、雨水管理、在树荫下骑车上班，以及可以上线或离线的户外场所都至关重要。景观主导的基础设施在提升员工生产力、创造力和幸福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大气中，碳足迹、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命周期分析等抽象的科学概念下沉为日常生活用语。对气候包容性解决方案的需求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全局性思维一时间无处不在。韧性、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受自身发展趋势和人类审美取向影响，这些趋势和审美取向往往成为项目时间表的主导因素，这给相关专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创新。
风景园林师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角色和关怀义务，我们有责任去超越那些看上去和听起来具有生物多样性和韧性的常规解决方案（如传粉昆虫花园和雨水花园），根据项目的土壤成分、日常使用、空间特征和历史价值为场地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设想整体性、全局性的干预措施。通过更宏观的思考和点到点的连接，我们设计了从街道尺度到圩田系统尺度、超越客户任务书和工程目标的替代策略，以弹性的应对方案调和了人地关系。
诺德瓦德圩田泄洪道项目是荷兰国家基础设施部委托的莱茵河三角洲 27 个“还地于河”项目中最大的一个。最初的项目任务书要求通过工程性的解决方案将有数百年历史的农业景观改造成河流的永久性泄洪道。此举牵涉复杂的土地协议，需要将当地农户迁出该地区。作为规划团队之一，
West 8 构思了一个基于可控的洪泛区抬高现有农舍的替代方案，允许 4 种不同的洪水情景，同时保护土地的文化景观和农业生产功能。叠加在这些层次之上的是由 40 座桥梁连接成的道路体系，保证该区域在高水位时也完全可以进入 （图 11）。
在这 2 个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泄洪项目的工程性和随之而来的影响变得直观，甚至在极端天气期间成为当地一处新的基础设施，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洪水旅游”现象——洪水来临时，游客和居民来这里见证 “景观在行动”。新建的泵房是由农舍拆迁回收的砖块建成的优雅长方体，原来的农舍已经搬迁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这些材料真实地保留了以往的洪水痕迹，屋顶则成为观景平台，供人们观看风景和洪水。
在地表和地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汽车为中心进行规划设计的国家中，开始出现汽车的替代交通方式。欧洲的高铁网络成型，电动汽车、助力车和自行车出现在街头。从马德里（图 12）到马斯特里赫特（图 13）的客户依靠我们的专业知识将高速公路藏于地下，使地面重新拥有新鲜空气和绿色空间，同时研究如何让街道“瘦身”，如何在当地交通环境中建造合适的自行车道。鹿特丹为迎接高铁的到来建造了一座新的中央车站，这一设计证明了标志性建筑也可以人为本，以直觉性的空间和自然光作为引导，将以前城市中交通污染的中心改造成一个步行友好的绿色迎宾区。
鹿特丹中央车站是荷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在 2007 年，每天有超过 10 万名乘客使用该车站，相当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日旅客数量。随着规划中的欧洲高铁和新的 Randstad Rail 城际轻轨系统的到来，预计到2025 年鹿特丹中央车站的日旅客人数将增加到约 32.3 万人次。除了作为国际及区域火车站，鹿特丹中央车站还与世界上最繁忙的国家铁路网（荷兰铁路）以及当地的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和出租车服务相连。为了容纳新的机车和它们将要服务的大量乘客，
TeamCS（Adriaan Geuze、Jan Benthem 和 Jeroen vanSchooten 合作设立的基础设施建筑现场特别办公室）设计了新的方案，以取代 1957 年建造的老火车站。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欧洲客运火车站通常看起来类似大教堂：标志性的、高高的尖顶使它们易于发现并为人们导航。旅客首先会被聚集在一个宏伟的中央入口大厅，紧接着被顺畅地引导至火车出发的站台。对于大多数步速相同且行程一致的旅客来说，这些车站从大厅到站台的旅程都很相似，路线易于理解。随着旅行者数量的增加和旅行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在“二战”后建造的火车站中，出行选项数量的激增开始导致摩擦。安全门、换乘点以及追求快速的设施带来更多危险，逐渐让迷恋变成了恐惧。随着对这座“基础设施巨兽”和各种机器需求的关注不断增加，本应提供便利的建筑变得越来越压抑，旅客们不得不依靠标牌引导路线。
现代主义火车站（包括 Sybold van Ravesteyn 设计的战后鹿特丹中央车站）通常呈现为城市中的孤岛，其他机械化基础设施（如有轨电车线、公交车站、高速路和自行车道）都在它们的门前争抢空间，以便让尽可能多的机车靠近建筑；这为在城市主街和站台之间穿梭的孤独旅人设置了一片交通障碍带。于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变成一种焦虑和不断寻找的经历。与汽车通勤的舒适性相比，乘坐火车的旅客仿佛成为被公共空间下了战书的 “二等公民”。
作为应对现代主义的解药，新火车站周围的公共空间被彻底重组设计。设计以创建一个步行交通占据主导地位的“圣殿”为开端，将所有汽车都转移到地下交通空间。在车站两侧设置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出租车专用环路，以简单明了的建筑入口标志旅程的继续。宏伟、宽敞的车站大厅和公共广场与它们南面一直延续的铺装和草坡相连，成为中心舞台（图 14）。
车站大厅是旅客的客厅和室外公共空间的延伸，配有公共钢琴、艺术装置，没有商业广告，只有闲坐聚会、亲吻问候和道别的空间。设计有意识地将这些姿态优先于列车时刻屏、标牌和控件。开向南侧的宏伟入口是通往高楼密布的城市中心的门户，在这里，玻璃和木材构成的车站欢迎大厅突显了其新的国际都会形象；大厅屋顶被不锈钢完全覆盖，自信地指向城市核心区，增强了建筑的可识别性（图 15）。
公共交通被提升为一种愉悦的体验，并给旅客带来一种自豪感。城市中轴线上运行的有轨电车线路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步行长廊所覆盖 （图 16）。当人们走下火车站台的台阶，左右察看即可辨明方向。在巨大的车站入口大厅中，一块超宽的屏幕如禅宗静思般缓慢滚动播放着这座城市的港区生活和活动的全景视频片段，那里就是南方、是城市的中心，是港口、是大河！而在可以看到柳树亲吻水面的车站另一侧，是城市的北面，通向 19 世纪的住宅区。车站北侧的入口设计更为低调，与现存的 19 世纪低层遗产街区风貌相协调。
通过重组北侧临停接送区，在连接 Spoorsingel和 Provenierssingel 的地下通道中引入自然采光，道路两旁是新种植的树木和水生栖息地。新建的桥梁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绿色友好的步行通道。设计将南北入口广场从重重机车导向下的交通环路中解放出来，通过完善历史运河绿网，最终回馈了这座城市，也回应了它的历史：19 世纪挖掘的浅水运河网沿岸绿树成荫——这些运河最初就是为改善城市卫生环境和作为公共开放空间而设计的。
鹿特丹中央车站的路线引导遵循空间直觉和自然采光的简单原则，透明屋顶和台阶通高空间洒下的天光渗透所有的步行路线，站台上待发的火车引导旅客一直向前 （图 17）。这与之前车站的地下隧道式空间体验（也是荷兰其他大部分火车站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没有像机场航站楼那样屈服于不人性化、无场所感的 1 100 lux 人造光，鹿特丹中央车站的设计采用了伦勃朗式半阴影、逆光和明晦交织的照明策略（图 18），创造了序列化的光线氛围感，并在外围投射出剪影，通勤者们在具有弗洛伊德式幻象的V 字形拟人柱间上下站台，日常体验被升华为仪式性旅程（图 19）。
为了将新车站与历史联系起来，老车站建筑中的特征元素，如南立面上的标志性时钟和车站名称字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并重新得到诠释。原车站立面上的 2 座大型花岗岩雕塑因与荷兰曲奇相似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甜饼”（荷兰语：Speculaasjes）。设计把它们从车站外移到了新车站两端的站台上，在穿越车站的慢行过境隧道入口上方可以看到它们 （图 20）；雕塑的图形被抽象出来，在车站墙壁的混凝土预制板上重复出现，形成了室内外设计符号的延续。从空中看，站台大厅玻璃屋顶上2.4 hm2 太阳能电池板（欧洲最大的屋顶太阳能项目之一）的排列也参考了这些有趣的形状，并在下方的站台上投射出斑驳的图案光影（图 21）。
让旅客知晓车站的能源方式、营造舒适的小气候条件，这些以旅客体验为重点的分层手段，是应对任务书中冗长技术要求的众多方式之一。荷兰常见的通勤方式为自行车，因此设计在入口广场下方利用 Randstad Rail 城际轻轨隧道和地下停车场之间的“剩余空间”新建了自行车库，拥有 5 000 多个停车位。这使得骑行旅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站台，也为原车站前不美观的自行车车海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序的室内设施。
自此全新的设计，鹿特丹中央车站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重新成为这座城市、她的历史、她的人民和她的生态地标，以及公民心脏。
CLOVER 21 是面向下一个世纪基础设施设计时的一种复合交织且全局性的态度，也是一种解读城市和建成环境，并为它们提供设计思维的模式。这个全局性的透镜可以像拼图一样揭示和呈现场所截然不同的层面，并且通过建立各个层面间正确的结缔组织联系，使人们能够深入解读字里行间蕴藏的信息，形成整体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