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摘要：【目的】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水上文化景观是岭南文化形象的重要表征，通过梳理总结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基本类型以及空间分布特征，初步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从而为保护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依据和空间规划指引。
【方法】以清代珠江三角洲成沙范围为基础划定研究范围，参照中国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分类依据及标准，确定水上文化景观的主要范畴和基本分类，利用 Arc GIS 对景观资源点进行核密度分析、水上文化景观与区域水网结构的耦合性分析、水上文化景观的景观适宜性分析。
【结果】1）从自然层面看，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文化体系与自然水文条件展现出强烈的共生性和一致性；从文化层面看，水上文化景观的物质与非物质层面都是依托水系而产生和发展的，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2）广州是整个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格局的中心，通过文化景观资源点、水系廊道和文化圈层的叠加，以及发达的水网体系的连通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三廊道、三核心、五圈层的水上文化景观空间格局体系；同时由于各文化圈层自然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水上文化景观的地域特征也有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湾区文化的多元和活力。
【结论】通过跨学科研究，弥补了水上文化景观中景观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空白，把水上文化景观研究推进到国土空间管控领域，在保护水上文化景观的同时，对大湾区文化自信的建设及水上文化旅游经济的开发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在地理学、世界遗产保护、风景园林等领域都有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在世界遗产保护研究中，文化景观属于遗产保护类型之一，并于 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立为世界遗产类型，为契合保护的目的，其定义为“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条款 1 中的‘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1]。风景园林领域对文化景观的研究更强调从文化实践的角度解读，如王云才认为文化景观是区分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景观特征的本质特征，区别主要在于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性知识体系（非物质文化景观）和地方性物质空间体系 3 个方面，因此地方性是文化景观的具体表现[2]。因此文化景观的典型分类方式是以景观的文化属性为依据，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两类[3]。
水上文化景观是水域及水陆过渡域承载的滨水文化景观[4-7]（图 1），水上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物质空间构成要素如图 2 所示。
传统水上文化景观活动的记载和研究多见诸各类史志﹑文学作品﹑报纸杂志及研究论文等，如叶春生编著的《岭南民间文化》、曾昭璇主编的《岭南史地与民俗》等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广州府民俗，其中有部分涉及传统水上文化景观活动。风景园林研究领域关于传统水上文化景观的研究还很少，笔者研究团队成员宫华慧子初步总结了广州传统水上文化景观的类型、空间载体与景观格局[8]；许桂灵分析了妈祖文化及水上疍民文化在广州地区的演变历程[9]。这些研究多以水上文化景观活动演进机制和特征为主，为粤港澳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资料库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珍贵信息。
粤港澳大湾区由于水网密布、水面率高，水上活动密集，水上文化景观特别丰富，是湾区地域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地景观以纵横流漫、繁密成网的河涌水道为主脉络，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曾在《偶得示诸生（其二）》中描述“凉夜一蓑揺艇去，满江明月大江流”，在四通八达的粤港澳大湾区水系地理条件下，围绕水路展开日常活动成为湾区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情境。据 1946 年的统计，仅广州珠江河上疍家艇就约有大厅艇 5 000 艘、沙艇 2 500 余艘、横水渡艇 500~600 艘、孖舲艇 360~400 艘[9]，承载的活动有运输、打鱼、捞蚬、养鸭、采珠、游憩、饮食、唱戏、传教（水上福音船）等[10]，涵盖了出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水上的世界”，也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水上文化景观，还包括以凉棚、各色船艇船屋、独特的水乡聚落等为物质载体的粤剧艺术、游船河、龙舟、番禺水色等文化活动[10-13]。水上文化景观是粤港澳大湾区乡土景观中最具地方性的部分，在当代依旧是岭南文化形象的重要表征，具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广州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猎德村龙舟招景，在 2018 年端午节当天便吸引了 10 余万国内外游客[14]。
由于水上船屋的生活更舒适、能耗低，更接近自然，自 2000 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崇尚低碳生活的人群兴起了水上船屋生活的时尚[15]，已有研究显示[16-18]：“英国总计有多达 5 万多艘船屋，有 6~10 万人居住，且伦敦地区有 1.5~4.0 万人住在自购的船屋里”。2016 年广州启动水上移动剧场——珠江红船《船说》旅游文化项目，2024 年巴黎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将塞纳河作为开幕式会场，反映了水上文化景观在当代的新发展。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大湾区河涌湖泊等水系景观显著萎缩，水体被填埋成城市建设用地，许多河涌、陂塘、桑基鱼塘消失，同时路桥网络体系急速扩张，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及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水上文化景观的消逝，丰富的水上文化活动和生活图景被淡化、遗忘，独特的地域特色在消逝。
水上文化景观是大湾区具有的独特地域特征和重要文化遗产，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对水上休闲娱乐的需求与日俱增，整理研究湾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水上文化景观，不仅是对这种独特地域景观及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之一。本研究试图通过梳理总结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基本类型，分析其在湾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初步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从而为其保护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依据和空间规划指引。
1 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基本类型
大湾区文化在本身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条件影响下，形成了庞大且独特的文化体系，如多元文化、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和宗族文化等，具有兼容、务实、世俗和创新等特征[19]，而大湾区的水上文化景观在各个文化体系中均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类型丰富多样，涵盖生活习俗、商业经济、艺术风俗、精神信仰等方面，生动地体现着大湾区人民的世俗生活。笔者研究团队已将广州市传统水上文化景观活动类型初步划分为日常型和节庆型两个大类[8]，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表 1）。
由于尚无准确对应的水上文化景观分类标准，笔者借鉴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分类标准进行了水上文化景观分类，在区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大类的基础上，细化为水上生产生活、文化遗产[20-22] 和旅游资源 3 种类型，进而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图 3）。3 种分类既强调了水上文化景观各类型之间的区别，又明确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可以启发后续关于水上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的思路（图 3-1）。需要说明的是，图 3-2 仅展示了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两种水上文化景观分类以及各基本类型与相关应用方向的关系，不是概念范畴的严谨对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围及景观资源点选取
笔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依照水网分布演化特征划分出重点研究范围。自宋元时期以来，大湾区大规模的围垦促成了水上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直到清末，珠江三角洲成沙范围基本稳定，水上文化景观最为成熟和具有代表性，也覆盖了大湾区平原感潮河网的绝大部分地区。本研究以清代珠江三角洲成沙范围为基础划定整体水网格局边界，再结合重点传统市镇和行政边界，划定完整的大湾区水网地区重点研究范围红线（图 4）
厘清水上生产生活、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关系，可为实践中更系统综合地保护发展水上文化景观提供理论参考。由于物质类文化景观的关系相对明晰，本研究仅进行物质类文化景观的梳理。研究范围内的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主要包括 A 级风景名胜区、历史遗产、革命遗迹、工业遗产、传统聚落五大类，分别按照政府文件进行详细分类 （表 2）。
依照景观资源名录，对研究范围内的水上文化景观资源点进行筛选和数据统计，按各项目等级细分为 21 小类（共计 811 个景观资源点），并按资源级别分为 3 个等级：一级资源包括 5A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工业遗产；二级资源包括 4A 级风景名胜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聚落；三级资源包括 3A、2A 级风景名胜区和市县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图 5）。
2.2 水上文化景观资源核密度分析
本研究根据汇总的资源点名称，在 GoogleEarth 地图上获取资源点经纬度坐标，落位于Arc GIS 中绘制景观资源点空间分布图，并通过核密度分析资源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6）。
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资源散布于整个研究范围，但整体呈现以广州为核心、外围多点聚集的特点。其中，A 级风景名胜区、历史遗产和革命遗产 3 类资源数量较多，且均呈 “一核多点”特征；工业遗产数量较少，集中在广州、香港两地。因为传统水乡村落是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中空间分布最广、地域特征最为突出的部分，更是其他非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最重要的空间载体，所以笔者重点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对三角洲水乡村落的分布单独进行了核密度分析，发现与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资源分布范围高度一致，但在集聚点上有所不同，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资源分布最集中区域为广州，而水乡村落分布最集中区域为南海顺德及东莞的水乡地区。由于南部入海口成陆时间晚，历史悠久的传统水乡村落分布极少，呈现在北部范围内西、中、东三片区多核心聚集的特点。
2.3 水上文化景观资源点与区域水网结构的耦合性分析
利用 Arc GIS 距离选择工具，对主航道沿岸 2 km 范围内的水上文化景观资源点进行筛选，共筛选出 549 个资源点，占总数的 67.7%。可以看出，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资源空间分布与区域水网的耦合性较高，有近一半的资源点在主要航道周边 1 km 范围内，可以通过水网便捷地到达（图 7）。
2.4 水上文化景观的景观适宜性分析
景观适宜性分析可以直观地展现出景观结构和空间格局的优劣程度，是对现状环境综合性的判断，为深入解读现状空间和后续空间规划和功能导向做出指引。笔者选择相关性最强的景观适宜性因子，将景观适宜性评价的准则分为自然资源条件、水路交通可达性和景观资源质量三大类；细则层中的高程、坡度、与主航道距离的评分等级参照已有研究[23-25] 进行划分，岸线密度和景观资源质量等级划分通过 Arc GIS 对各影响因子的核密度计算结果，按自然间断点法划分。
首先针对评价准则的各项要素，确定统一的单因子评分标准（表 3），在 Arc GIS 的属性表中对各评价因子赋值得出单因子适宜性分析结果。其次运用优序图法[26] 对各要素进行对比评价，计算得出各评价要素的权重值，运用 Arc GIS 进行加权叠加分析[27]，得到景观适宜性水平分布图（图 8），将适宜性水平按自然分段法分成 5 个等级。
3 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分布特点和空间格局
3.1 水上文化景观分布特点
从自然地理视角看，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文化体系与自然水文条件展现出强烈的共生性和一致性：城市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依水而衍、逐水而居的特点；村落空间布局也呈现出围绕河涌、四周环水或由主河涌贯穿，村内及周边河网密布的空间特点。从文化地理视角来看，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水上文化景观都是依托水系而产生和发展的。涵盖因地制宜的生产活动、日常起居的社会生活、酒后茶余的娱乐休闲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2 水上文化景观空间格局
基于景观资源点的空间分布分析、景观适宜性综合评价，本研究认为通过文化景观资源点、水系廊道和文化圈层的叠加，以及发达水网体系的连通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三廊道、三核心、五圈层的水上文化景观区域空间格局体系。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空间格局主廊道由遗产廊道[28] 和高等级航道[29]相融合，形成“一横两纵”的主要水系廊道，横向主廊道依托北江、珠江前航道，沟通广州、佛山以及东莞水乡地区，是连通西江、北江、东江水文化圈的主通道；纵向两条主廊道分别依大湾区西岸及东岸的横门水道和虎门水道，串联起东、西岸主要水乡地区；另有两条次要廊道一条连接东平水道、顺德水道至虎门，是连通北江、东江的重要通道；一条是独立的西江至磨刀门入海的西侧主通道，与北江、东江没有沟通，完全属于西江流域。5 个文化圈层包括：
1）联系两条纵向主廊道的横向廊道中心节点——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是整个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格局的中心节点，以其为中心构成湾区最主要的广州老城区—海珠区弹性水上文化景观圈层，以游船河为代表的游憩消费水上文化景观是羊城风情的重要内容；
2）西江流域顺德—番禺沙湾一带，即传统的南番顺地区，水上文化景观分布最为繁密，尤其是传统水乡村落，区内基塘、墟市密布，发达的农业及商贸活动共同孕育了丰富的水上文化景观资源，构成西江流域水上文化景观圈层；
3）以麻涌、道滘、洪梅三镇为中心的东江支流区域，由于冲积成陆时间短，偏居一隅，反而保留了水上棚屋等数量最多、最具原真性的水上文化景观，构成独具风情的东岸水上文化景观圈层；
4）此外还有佛山市区西部、西江干流江门段两个次要弹性文化景观圈层，虽然这两个圈层集聚规模较小，但也有桑园围、古劳水乡等闻名遐迩的农业水上文化景观（图 9）。
4 结论与展望
无论中西都有水上生产生活的传统实践，因而产生了丰富的水上文化景观，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还有一个分支——“渔隐”，也属于水上文化景观。在绿色生活、休闲文化兴起的当代，水上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又引起人们的注意，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将在塞纳河上举办，是水上文化景观发展的一个绝好契机。粤港澳大湾区由于独特的地理文化条件，水上文化景观资源非常丰富，但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在大量消逝，本研究通过整合基础资料架构，对粤港澳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进行了梳理，初步划定了水上文化景观研究范畴和基本分类。
发现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在日常和节庆中都体现为丰富的活动形式，并依托于高度发达的水网地理特征，在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中占有极大比例。以往关于水上文化景观的研究多见于旅游学科，由于学科局限性，对于这种景观资源的空间分布较少关注，本研究弥补了这个空白，提出了大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并发现在大湾区三廊道、三核心、五圈层的水上文化景观空间格局中，由于各文化圈层自然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水上文化景观的地域特征也有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湾区水上文化景观的多元和活力。
本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水上文化景观保护规划提供基础资料和空间管控参考，在保护水上文化景观的同时，对大湾区文化自信建设及水上文化旅游经济的开发具有实践指导意义。限于研究条件和时间，本研究对于丰富繁多的水上文化景观资源整理还不够精确和细化，尤其对非物质类水上文化景观资源的空间落位未能精确到点，未来研究还有待继续展开与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