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途径：基于自然的上海解决方案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9]。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Solution,NbS），要求人们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提倡依靠自然的力量应对生态风险。这是一种受自然启发、由自然支持并利用自然的动态解决方案，其核心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所倡导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殊途同归。
自“十一五”以来，上海作为引领全国且具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型城市，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提出在2035年努力建成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空间。
笔者于2000年开始在国内较早提出建设城市近自然森林的观点，并首次在上海浦东进行了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以构建“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为核心的基于自然的上海解决方案。“
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是将生态哲学“三观”贯彻于规划设计、建管运维的全过程，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受损的结构、恢复其退化的功能为目标，以区域潜在自然生态系统为参照，遵循自然演替规律，应用接近自然、模拟自然的方法技术，营造由乡土植物构成的地带性植物群落与土著动物栖息地，打造环境友好、生物友善且具有区域自然风貌、富有勃勃生机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生物多样性
笔者于2000年开始在国内较早提出建设城市近自然森林的观点，并首次在上海浦东进行了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以构建“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为核心的基于自然的上海解决方案。“
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是将生态哲学“三观”贯彻于规划设计、建管运维的全过程，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受损的结构、恢复其退化的功能为目标，以区域潜在自然生态系统为参照，遵循自然演替规律，应用接近自然、模拟自然的方法技术，营造由乡土植物构成的地带性植物群落与土著动物栖息地，打造环境友好、生物友善且具有区域自然风貌、富有勃勃生机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生物多样性
长期动态跟踪监测结果表明，选用根系发育良好的乡土植物幼苗（容器苗）使树态发育自然健全，成活率高。多种乡土植物的混植、后期野生植物的自然进入与土著动物的迁入大大提升了本土物种多样性，抵御生物风险的能力大大提升，人工管理成本下降显著。仅短短十余年时间内，试验场地形成了异龄复层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基本达到恢复目标，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接近于周边自然植被[20]，而自然条件下的上述恢复大约需30~50年乃至上百年[21]。之后，近自然生态建设理念持续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开展（图1、2）。同时，在上海城市河流水系治理方面，笔者团队通过近自然城市生命地标的构建方法，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近自然型恢复。
首先运用乡土水生生物立体绿化模式（“夏—冬”交替、“挺水—浮水—沉水”）构建水生植物群落；在逐渐恢复自生水生动物的同时，分阶段动态投放相应比例的其他乡土水生动植物，包括属于初级消费者的滤食性底栖动物和草食性鱼类，以及作为高级消费者的肉食鱼类，同时采用驳岸软化工法重塑增加水陆连通和生境异质性，通过完整的“草–鱼–鸟+人”城市水生生物链构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栖息地的重构，拥有足够饵食的水体自然成为城市顶级消费者鸟类觅食的理想场所（图3）。值得骄傲的是，与常规物理化学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相比，近自然生态恢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治理效果的长效保持上，成本也大约仅为其5%[1]。
生物多样性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遗传资源、授粉、天敌和害虫调控、维系土壤结构、保育土壤肥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评价农业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22]，上海近20年来高强度耕作及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导致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链的断链造成病、虫、草害猖獗，有益生物减少，生态失衡现象严峻，农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上述受损耕地，近年来笔者团队基于生物链构建、生物栖息地恢复，采用近自然森林和近自然水体生态恢复技术进行农田边界、田坎、附近道路、河流、沟渠等非作物生境（如农田缓冲带）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恢复建设，有效提升了农田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有助于形成稳定、健康、高效的农田生态系统。
首先运用乡土水生生物立体绿化模式（“夏—冬”交替、“挺水—浮水—沉水”）构建水生植物群落；在逐渐恢复自生水生动物的同时，分阶段动态投放相应比例的其他乡土水生动植物，包括属于初级消费者的滤食性底栖动物和草食性鱼类，以及作为高级消费者的肉食鱼类，同时采用驳岸软化工法重塑增加水陆连通和生境异质性，通过完整的“草–鱼–鸟+人”城市水生生物链构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栖息地的重构，拥有足够饵食的水体自然成为城市顶级消费者鸟类觅食的理想场所（图3）。值得骄傲的是，与常规物理化学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相比，近自然生态恢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治理效果的长效保持上，成本也大约仅为其5%[1]。
生物多样性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遗传资源、授粉、天敌和害虫调控、维系土壤结构、保育土壤肥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评价农业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22]，上海近20年来高强度耕作及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导致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链的断链造成病、虫、草害猖獗，有益生物减少，生态失衡现象严峻，农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上述受损耕地，近年来笔者团队基于生物链构建、生物栖息地恢复，采用近自然森林和近自然水体生态恢复技术进行农田边界、田坎、附近道路、河流、沟渠等非作物生境（如农田缓冲带）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恢复建设，有效提升了农田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有助于形成稳定、健康、高效的农田生态系统。
上海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建设长达20余年的理论与实践填补和丰富了中国近自然型理念建设生态系统的盲区，提升了上海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城市韧性及文化自信[23]，也保障了城市的生态安全。通过上海DG/TJ08-2058—2017《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的实施，近自然建设理念、技术与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上海绿地、林地、湿地及农田为组分的“三地一田”的城乡生态空间保护与建设中，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的理论与实践为上海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的高质量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城市需要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也需要为身边的动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空间，只有身边不再寂静，生态环境才是安全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此，一方面需要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敬畏生命和尊重自然，从人与自然同生共荣之生态智慧中不断汲取营养，通过不断健全环境司法体系、推动环境损害公益诉讼[24]、普及生态教育等途径，审慎反思人类的责任与使命，培育新时代“生态公民”；另一方面，从生命安全角度出发，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不断探索和丰富基于生态哲学三观“生命观、系统观、动态观”的生态实践，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打造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持续发挥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