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共园林的发展差异
4.1平稳继承与曲折发展
城市形态的发展与公共性空间的开放程度反映了某一群体在时代中的思考意识。中国古代公共园林的发展是继承性、积累性的，是根据儒道文化与文人思想逐步完善的。由最初的文人好山水、宴饮聚会、寄情自然的风雅基奠开始，到君王“仁政”思想的指引，最终普及于大众百姓，公共园林的发展贯彻了儒道思想的核心。虽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开放皇家园林与兴修公共园林的情况，但由于受我国传统礼制的约束，公共园林发展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相比之下，西方古代公共园林的发展历程曲折断裂，民主时期以公共空间发展为城市核心，黑暗的封建中世纪时期，公共空间发展停滞甚至萎缩。以此为界线，文艺复兴后，贵族定期开放私人庭园，激发了园林的“公共”属性，正是由于思想形态经历了民主、封建、人文的进退历程，使西方古代公共园林呈现断裂的历史发展线（见图3）。
4.2自然资源的富饶与贫瘠
自然资源差异导致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土地广袤、农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色雄奇壮阔，造就了古人顺应自然、崇拜山水的自然观。相反，西欧岛屿众多、林木资源稀缺，不利于农业发展，古欧洲人民建立城邦、团结力量，公共广场成为民主与权威的精神场所。自然资源差异导致建造基础的不同。在自然资源的提供和传统思哲的引导下，使得中国公共园林的营建得以依靠两类景观：自然山水、工程水利等湖光山色条件极佳的景观地段；借助寺观园林、私人废园等现成的人工景观基础。相比林木资源的缺乏，使古欧洲民主时期的公共空间更多以砖石搭建广场的形式出现。
4.3水利民生与公民权益
我国古代公共园林具有教化百姓、保障民生等多种社会性功能。在特殊节日里举行民俗活动，例如，官民邀游、祭祀、放生、乡里酒等仪式活动[7]，意在百姓学会感恩、不忘念祖、和睦相处等，以达到社会教化、道德规制的目的。此外，依靠于大型水体建设的公共园林具有保障民生的社会功能，防洪防涝、水产资源、农业灌溉、内河交通等，实现百姓民生与自然湖光景色的相辅相成。
欧洲各城邦中依靠强烈的公共意识产生向心力，公共空间成为城邦公民凝聚力量的容器，代表着每位公民的平等权益，作为城市的政治中心，并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形态。中世纪后的园林为贵族、权力者所私有，园艺技术在权贵的互相攀比之间得到提升，成为向世人展现权力和财力的工具，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开放性。可知无论是思想开放自由的古希腊，还是固步自封的中世纪，公共空间被视作权益地位的象征。
5结语
中国古代没有经历民主化的过程，公共园林的营建以官家皇室为主导，并作为安抚民众的政治手段，用于维护“仁政治国”“与民同乐”的明君形象。在千年高度集中的统治下，公共园林的营建自发起到近现代化前，都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呈现自然、实用、风雅的空间属性。而古欧洲所经历的民主政治与宗教统治，使得西方公共园林呈现中心开放、封闭孤立的两极化存在特点。其中，欧洲的民主政治为西方现代城市公园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公共空间的城市地位、开放程度与特殊时代下的群体思潮密切相关。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对公共意识的认知始终在不断地增长，从私人到开放、从野蛮到文明，民众的权益逐渐受到重视。直至今天，城市公园的普及将重点放置于生态发展与人本健康的战略性地位，成为社会文明与发达的象征，彰显了社会发展趋向于公平、民主的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