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案例概述与资料来源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案例概述与资料来源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唐家河片区（简称唐家河）的前身是始建于1978年的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境内，现由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简称管理处）管理。A社区位于唐家河片区一般控制区内，总面积62km2，户籍人口1000余人。村庄周边群山环绕，自然资源丰富，是唐家河大熊猫、川金丝猴、扭角羚等野生动物由西向东扩散与基因交流的唯一通道，也是访客自南向北进入唐家河必经的村落。

 

唐家河很早就开始探索社区参与式管理模式，有研究将其界定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地管理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型保护地[28]。20世纪90年代引入社区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之后，管理处将A社区作为“共管示范村”来管理，不断调适社区管理措施。总体而言，A社区的治理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1）共管萌芽期（1978—1996年），该时期主要实行以生态保护为单一目标的“社区联防”形式的社区参与式森林共管，但是在保护区早期“排除式”的管理措施下，部分社区居民被迫搬迁、生计发展受限，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冲突；

 

2）理念变革期（1997—2007年），随着国际组织的介入，社区共管的理念逐渐渗透到社区管理行动中，社区生计与价值逐渐得到重视，管理处开始实行“保护与发展并重”的项目式社区共管，社区矛盾有所改善；

 

3）多元探索期（2008—2017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与脱贫攻坚政策驱动下，唐家河进一步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社区福祉水平得到显著提升；4）制度化发展期（2017年至今），基于前期的探索经验，以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设立为契机，在管理处主导下正式成立唐家河—A社区共建共管委员会（简称共管委员会），开始建立起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与制度，以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本研究选择A社区为案例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具备作为研究案例的典型性。

一是A社区治理过程具备明显的ACG特征。回顾2017年以来A社区的治理实践，60%以上的治理行动都是依托共管委员会，以规划统筹结合项目运作的方式推进，并阶段性地开展监测、学习与更新，基本呈现出“平台建设＋规划统筹+项目运作+评估调整”的治理技术格局，符合ACG的机制特征。

二是A社区在治理之初的社区问题类型具有典型性，且目前治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调查结果，2022年A社区成为该片区社区中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最显著、自主治理能力较突出的社区，有效兼顾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为深入了解A社区的治理路径、关键变量及治理成效，笔者分别在2019年和2022年对唐家河管理处、地方政府、NGO、相关企业、A社区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简称村两委）等8个利益相关主体代表开展了非结构化深度访谈。同时，为观察社区治理成效，分别于2019年和2022年开展了监测评估，大部分监测指标来自管理处和村两委的统计数据，部分监测指标（如收入占比、社区共管参与意愿、管理满意度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补充。

其中，2019年由研究人员采用入户访谈和问卷填写相结合的方式，获取问卷130余份；2022年由于疫情原因，采取向村民发送网络问卷的形式获取问卷50份。两年分别各选取40份有效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普通户30户，村干部2户，护林员5户，脱贫户3户，随机抽样基本上够反映该社区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