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居生活
乐圃林馆为张适提供了舒适的居住和游赏空间，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让其在元末动荡的环境里得以短暂栖身。而且，这个“隐匿”空间也被其生活、行动和叙述激活。元代后期，江南战乱频仍，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威尼斯”的苏州也不能幸免于难。在这段时期，张适隐居不仕，在乐圃林馆里享受着自己的世外桃源。其园居生活较为平淡，主要包括：
3.1日常生计，栽药养病
前文提到张适“林馆幽居生事微”，独善其身避于桃源内，他的日常生活亦是十分惬意和洒脱：“晨兴有膏沐，蓬首未能容。……谢喧旅江渚，借榻当林松。”[14]445。由于没有官职担任，为了生计，他便在园中辟地亲自种植蔬果，以园养园；此外，他还在园中养殖鸭鹅、池中养鱼。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其经济上的压力。其在《晨兴》亦云：“所欲岁有成，熙熙在吾农。乖自食力，邻家有余舂”[14]445。纵使“供飱自灌蔬”，然也会“市远盤飱常不备”[14]460，可见张适日常生活颇为朴素——即使居住在城内，却无异于生活在荒村中（“城居何异到荒村”[14]460）。为了打发时间，他闲暇之时便栽植花卉，形成优美的花海，所谓“自得闲中趣，栽花叠锦川”[12]433。除此以外，张适还辟圃栽药、晒药以养病：“巳疾亲栽药”“养病惬幽深，神劳为苦吟”“晒药防禽啄”[14]466。
3.2园中游赏，饮酒畅怀
元代中后期，丰富的市民生活使文人萌生了对安逸享乐的向往与追求。江南文士从传统文人的使命感中解脱出来，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主动寻求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转向对自然和人性的关注，从山野泉林、乡村田园中找寻天然本性[18]。而园林之山水营造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悠游环境。
张适“素好山水”[14]512，而乐圃林馆颇具“林泉之趣”，山幽水邃，花木浓阴，景趣殊胜，“山水巍荡聊足乐”[12]432。悠游山水间成为他园居生活的一部分，在游赏的过程中也会饮酒畅怀。他在园中漫步，“行吟屐破苔”[16]187，或“登山新制屐，漉酒旧裁巾”[17]，效仿谢灵运制屐游山，寄情于山水间；“清游多感慨，浊酒始开怀”[12]431，游观之时，感慨颇多，便饮酒畅怀。
张适《池上》描绘了其清晨漫步池边的情景：“晨兴步池上，草木散幽妍。……吟成不必书，兴尽还闫旋。”[14]451。清晨，园中芳香弥漫，游鱼在水中闲游，水鸟在水边嬉戏，极富自然野趣。他也喜好“玄馆穿林路亦通”[14]458，信游于花径、竹径、松径中，亦可观园中“春深花满径”[10]“萝舞春衣緑，梅飘腊雪香”[12]431等四时之美景。
3.3同道会友，觞咏弹琴
交友与觞咏弹琴也是张适的日常消遣活动。元代后期，经历兵乱后的文人表现出对官场的厌倦，隐逸行乐仍是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追求——在乱世中尽情享乐，以诗文书画为生，开展饮酒、吟诗、书画、逍遥山水等文人活动[2]。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园林作为观念寄托的载体，其功能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人内心的取向。乐圃林馆处在城内稍微偏僻之地，虽“巷僻无车马”，但却是“门无俗客至”[12]432。这是张适重要的社交空间，其在这里读书写作，忆古思今，还经常与亲朋好友一同喝酒赋诗，如其《乐圃林馆十首》诗云：“吟客谈诗散，充然思不忘”“主人因苦咏，座客尽能诗”“坐常忘洒扫，对久引壶觞”[12]431。友人姚广孝常来林馆与其畅谈，《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其三》载：“我独长来此，清谈得绪余”[17]。园中的景物都可成为吟咏素材（“风篁苔石皆诗料”[14]458），时而在山花下对酌，时而在野竹西边行吟，“晩来吟兴发，独往杖青藜”[17]。
张适还喜爱弹琴，《乐圃集》收录其《琴操八首》，故而弹琴也是他的园居活动之一。如上文也提到，倪瓒寄居于此时，诵羲文之象爻，弹有虞之《南风》，张适还亲自抚琴，“松风席上琴”[12]541或是“弦调寄啼乌”[12]431。遇到鹤在翩然起舞时，他便会抚琴清弹，与之配合；而于细雨朦胧时抚琴则更为悠然雅致——“雨气慢琴弦”[12]431，琴声和雨声共同演奏出美妙的二重奏旋律，悠扬而深远。此外，张适还经常和来宾谈评《琴史》[12]546，以琴会宾，以琴修身，这都表现了他超尘脱俗的闲情逸致。值得一提的是，《琴史》的作者便是“乐圃先生”朱长文。
4结语
乐圃林馆延续了乐圃清幽、质野的园林特征，主景仍然是乐圃时期的山池部分，但规模小了不少，园林更加古朴，且有独立峰石可赏。“一轩开小圃，近水更悠然”[17]，园中建筑环池而设，山下池边竹木成片，表达出对“水竹居”的意向追求，亦是人格品性的凸显。乐圃林馆是张适的文化桃源和栖身处。除了进行日常的生活外，张适在园中游赏畅怀、同道会友、觞咏弹琴等，并藉此来抵抗现实、娱乐消遣。另一方面，透过园林、绘画和文本的互文关系，可管窥元末文人对园林的态度认识及观念意识。作为元代士人生活的空间，本文对乐圃林馆和园主园居生活的探赜，有助于今人了解彼时文人的园林与生活的历史景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