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与绿洲的3个关系

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与绿洲的关系

 

2.1长城军事遗产

 

长城军事遗产是指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朝以国家防御为目的，在统治区域的边缘地带，利用险要地形，运用土、石、砖等建筑材料构筑的军事防御工程的总称[23]。随着中国长城研究的推进，当前长城军事遗产概念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大众悉知的长城墙体这一线性遗产外，还包括了墙体周边点状分布的烽火台、驿站、关隘等。在新疆地区常见的长城军事遗产类型有：烽火台、驿站、卡伦和屯兵城。

 

1）烽火台，或称烽台、墩台、亭等，其主要功能为传报军情。

 

2）驿站，是信息、军情或物资的传递枢纽，也提供中转休息、换马歇脚的服务。清朝演化出营塘、军台等类型，军台专设于西北两路的新疆与蒙古，专管军报和文书的递送。营塘仅设于哈密厅（今哈密市）、镇西厅（今巴里坤县）与安西州（今瓜州县），专管文报的出入[24]。新疆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后，所有台、塘均改为驿站。

 

3）卡伦，源于满语“karun”，意为“瞭望、守卫”，是清朝在国之边境特设的一类军事建筑，内部驻军，承担着侦察瞭望、管理游牧、监督贸易、稽查逃犯和防止入侵等任务[25]。

 

卡伦由围墙与营房构成，四周建角楼，部分卡伦在周边高地建瞭望塔。

 

4）屯兵城，即用于戍守的驻军营垒。因驻防等级的差异，屯兵城的规模和形制也有不同①。哈密地区境内屯兵城遗址以唐清两朝为主，唐朝有军城、守捉城、镇城、戍堡4类[26-27]，清朝则以营城为主[28]185。

 

新疆的文物普查队分别于1953年、1988年、2007年对新疆展开了3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3]7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哈密地区卷》[29]中共登记该区74处长城军事建筑遗产，其中有20处唐代遗存、52处清代遗存，2处时代不明，以烽火台和驿站为主②（图3）③。

新疆境内的长城军事建筑无绵延墙体，以点状的单体建筑为主。但不论何时期、地点、形式，长城军事建筑始终是边境军事防御的基础组成单元。这些独立的烽、驿、城首尾相连构成的防御体系，对中央的军政管理起到重要作用。

 

2.2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与绿洲紧密关联

 

绿洲对于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有重要的支撑和影响。一方面作为干旱环境中人类长期生存的基础条件，绿洲为各类长城军事建筑的基础运行提供物质保证。例如唐代的“候望制度”规定，烽火台戍卒平均每人约需承担3亩（约0.2hm2）的开垦任务，用以满足自我供需[30]。驿站、戍堡等建筑类型，因有商旅、职官和士卒等长期驻扎，也离不开绿洲环境所提供的基本生存保障。

另一方面作为规模更大的自然屏障，绿洲为顶层的宏观设防提供布控思路，即在建造的过程中，利用不同的绿洲形态与环境特点，通过山脉、湖泊等自然屏障与烽火台、驿站、戍堡等人工抵御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构筑多条防线。本研究以唐、清两朝的历史背景和现有遗存为研究对象，将哈密地区的绿洲地带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分为3类。

 

2.2.1点状绿洲—山体防御线

 

点状绿洲是面积最小的一类，由点状水系调节其形态，各个绿洲间呈现出独立、离散分布的状态，以水源类型划分也可称其为泉水绿洲。哈密地区虽无大江大河，但泉水星罗棋布，其中部分位于莫钦乌拉山脉东北侧的洪积平原之上，在多个被冲裂的低山沟谷间形成了独立绿洲。山下水源充足，草木茂密，可滋养附近的农牧活动，中湖、下湖、岔哈泉、三塘湖等因泉而来的地名至今依然沿用。



唐朝统治者在这些低山顶部修筑烽燧，顺应山势走向构筑了一条山体防御线（图4），其修建年代很可能在开元六年（718年）前后与东突厥的战争时期[31]。这些烽火台隶属于唐朝北庭都护府的军政系统，受伊吾军管制，此后加以修缮并沿用至清朝。

 

在此地区布防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该区紧邻边境，有草原部落南下侵扰之忧，及时给驻军总部传递军情紧迫且必要。二是此地经过唐朝“回鹘路”，是丝路驼队向东行进至蒙古国家的重要商道[32]。该地西南连绵高峻的莫钦乌拉山脉为自然屏障，拱卫着山南的巴里坤盆地。故而在山前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驿站、烽火台，用以传递军情并保障商贸道路通畅是历朝统治者的共识。

 

点状绿洲的出现和分布直接影响了该地军事建筑的具体选址。首先，临近水源便于士卒生产生活，也可作为交通线上的物资补给枢纽；其次，该区绿洲间隔约10km散点分布，恰好符合军事建筑防御线的布控要求，即唐代《武经总要》记载的“每三十里置一烽[33]”；最后，各个点状绿洲的分布走向与山脉走向一致，故受其影响的军事防御线便可以充分倚靠南部的自然屏障，面向北方敌人来犯方向，并通过烽燧传递及时告知位于莫钦乌拉山南麓的屯兵城驻军，以达到军事监控的目的。唐代在此地形成的防御路线为：从伊吾军驻扎的大河城北偏西行，经过马王庙东山顶烽火台、大红山北烽火台后转东南方向，与中湖村烽火台相连，依次传信给三塘泉烽火台、四塘泉烽火台、石板墩烽火台、岔哈泉烽火台、东庄子烽火台、阔吐尔烽火台（图4）。部分烽火台间距大于10km，推测是历史久远、人为活动、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烽火台损毁，目前呈现出烽火传递环节缺失的状态。

 

2.2.2面状绿洲—水体防御线

 

面状绿洲由面状水系调节其形态，对周围气候的调节范围更大，以水源类型划分也可称其为湖水绿洲。哈密地区的面状绿洲分布在巴里坤盆地这一地理单元，即巴里坤山北麓的巴里坤湖及周边地区。这一水域在汉朝时期称为蒲类海，为历史悠久的古绿洲。湖体虽无大河注入，但湿气团在湖的东部山前形成丰富降雨，与泉水及地下水共同构成重要的水源补给[34]。



丰富的水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巴里坤湖水域东部形成大片湿地、草原。此地在不同时期均为军事、邮驿的重要交通节点。唐朝在巴里坤湖东约20km处建立了伊吾军的屯兵城，受辖于北庭都护府；清朝在巴里坤湖西南约10km处修筑了汉城、满城作为驻军营地和军政指挥中心。从遗存和大量文献可知，清朝的统治者在该地修筑了两条以烽火台和驿站为主的军事防线（图5）。

 

在此区布防的原因亦有二。一是宏观地理环境和局势所致，巴里坤绿洲所处的巴里坤盆地为西宽东窄的长条状，南、北方向分别有巴里坤山和莫钦乌拉山为屏障，东部有天山余脉阻隔，西部则地形舒朗，如同一个喇叭口面向西部内陆，故而该地的防守更为重要。二是该地绿洲面积大、拥有悠久的建城、驻军和屯田历史，已有的交通道路可联系该地通向内陆其他重要城镇，如唐朝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庭州（今吉木萨尔县）、清朝伊犁将军府治所惠远城（今霍城县）。综上，巴里坤盆地西段成为历朝重要的军事和交通隘口。
 

 

 

面状绿洲也影响了该地军事建筑设防的宏观线路的选择。相比起山体防御线受制于点状绿洲分布距离的制约，水体防御线的面状绿洲面积更大、环境更稳定。故这一地区的军事建筑间距小，排列更为密集。在山麓洪积平原上形成的两条防御路线，一南一北对湖体呈夹持之势。中央的自然水体、南北人工防线和其倚靠的南北山脉，共同构成了一个防御整体（图5）。



在向更深的西域腹地纵深联系的过程中，向西北可连通乌鲁木齐的军事防御系统，向西南则可联系吐鲁番地区。这些军事建筑隶属于巴里坤汉城的绿营兵系统和满城的八旗兵系统，受巴里坤领队大臣节制[28]44。在传递路线上，烽火台和驿站的选点具有高度重合性，并且多数烽火台和驿站形成建筑组群共同守卫（表1）。

 

2.2.3带状绿洲—平原防御线

 

带状绿洲面积在该区最大，由多条带状水系调节其形态，流域相连形成一定规模，以水源类型划分也可称其为河水绿洲。此类型绿洲以哈密盆地中央平原为主要地理单元，绿洲的形态与盆地周边地形、水文具有高度关联性。东天山延绵百余千米，从东段到西段均有流量不等的山沟径流发育。在山区降水和冰川的调节下，这些径流如同全线覆盖的输水系统，汇聚、下渗到哈密盆地中部的平原，每一条河流及其周边流域都形成一个自循环的系统。该地遗存的军事建筑以清朝烽火台、驿站为主，依托于绿洲形成的军事防御线也同绿洲一样东西向带状展开，横贯整个地区。

 

带状绿洲对该地军事建筑的影响和关联，与点状、面状绿洲有共通之处，也表现在建筑选址与宏观布控时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上。建筑集中修筑于季节性河谷周边的细土平原地区，以保证水源补给。防御线路的走向和绿洲形态保持一致，皆为东西贯通状，且与东西向的交通道路保持一致，作为重要枢纽，联系了甘肃和吐鲁番两地（图6）。



此地区防线由烽火台和军台两类军事建筑共同构成，防御线路基本相似，分别为嘉吐线，即连接嘉峪关—哈密—吐鲁番的东西向线路；嘉巴线，即连接嘉峪关—哈密—巴里坤的偏北线路（表2）。

 

 

纵观以上3类防御线，皆以绿洲资源为依托，结合不同地区的环境特点和统治需求，形成有所侧重的军事防御线。串联起点状绿洲的山体防御线因处边境，军事保障需求更加突出，故以烽燧为主要类型；夹持着面状绿洲的水体防御线扼守军镇门户，且接壤西部内陆，故除烽燧外，还设多个驿站以满足更多元需求；纵横带状绿洲的平原防御线，与水体防御线相似，皆因其地理位置的通达性，在军事防御外也兼顾交通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