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平原传统聚落形成的4个机制

莆田平原传统聚落形成机制

 

4.1水环境的限定

 

自然水环境是水利营建和聚落形成的前提条件。在莆田平原形成的过程中，海面升降、河流作用从东西两端影响着传统聚落景观的形成。历史上的海平面发生过多次升降，在公元300年左右形成部分沼泽地[6]，这为平原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海水常溯流而上，导致河水咸淡不分，难以灌溉，海潮所带来的物理冲击力也常对聚落造成严重破坏。

从西侧山体流出的河流对地表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发源于闽中山区的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从莆田平原西部注入海湾，提供了丰富的陆源碎屑物质，助推平原形成；同时，每年5—10月河流径流量大，形成的洪水给聚落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另外，气候因素也影响着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一方面，莆田平原的丰富降水和湿润空气适宜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梅雨和台风气象常诱发相关洪涝灾害。自然水环境为人居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支撑作用，但也时常干扰和限制着人居环境建设的进程。

 

4.2水系统的建设

 

水利系统的建设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首要内容，而后衍生出的农业围垦和建筑营造均以水利系统建设为前提。水利系统的发展和变迁走向决定着平原边界的变化、农田的分布以及建筑的集聚区域。

正如前文所述，莆田的先民通过堤坝阻隔海水、陂塘蓄积淡水、灌渠输送淡水、涵闸调控水位，一方面将海洋的咸水拒之平原之外，使农田免受咸水的危害，另一方面为农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淡水资源，并使其分布均匀，由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水源条件。农业生产又给人口的聚集和建筑的营建提供了生计保障，这些要素的共同组合形成了聚落空间要素的框架。

 

 

4.3水管理机制的变迁

 

水管理将水文流域体系转化为社会人文体系[3]，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组织关系。北宋以前，莆田境内的土地开发多依赖于官方的强制力量，即作为“屯田”制度的产物；北宋以后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水利农业管理逐渐拓展至基层社会[8]；至明清，用水成员更广泛地参与水利管理，整体上形成了宗族主导、民众实施、政府监督的社会组织模式，其中，宗族是水利营建的核心，负责提供资本、管理收益、组织民众，也承担着社会教化、维护治安、宗教活动、抗洪排涝等职能[30]。水管理机制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水利的管理促进了基层自治的形成，实现了对社区生活和人居建设的有效统筹。

 

4.4水信仰的凝聚

 

在水利和聚落营建的同时，水信仰得以逐步形成，并成为传统聚落组织和运行的内在力量。水信仰的来源通常是乡民为感念治水先贤，立庙祭祀，再由此产生相关的仪式，即一种族群的、社区的、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34]，从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35]。同时，以宗族为核心的水利共同体常常是水信仰和仪式组织的基本单元[30]，水利共同体内的村庄常常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构成了超越村落与族姓的社会网络，也促进了聚落集聚性形态的生成。由此，水信仰将物质的聚落空间与非物质的历史事件、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社会秩序等要素联结起来，构成了一种聚落文化景观。

 

5结语

 

莆田平原传统聚落在千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依托水、改造水、管理水，形成了独特的聚落景观特征和人居文化。本研究通过对历史上可考的文字素材、图像素材的解析，结合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等方法，总结出莆田平原水利系统与聚落的演变、水利系统的结构和运行、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和形成机制。鉴古而知今，莆田平原传统聚落是人类应对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社会环境变化时的适应性发展。

 

然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莆田平原众多聚落已被淹没在城市扩张的浪潮中，生态系统恶化、景观风貌同质化、地域文化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当代的城乡建设应充分理解传统聚落的人居营建逻辑，并结合现代的发展理念，在保证区域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珍视历经岁月积淀的传统聚落景观，以实现人地关系的再平衡和国土景观多样性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