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风景建筑营建机理
基于营建历程的梳理后发现，历代风景建筑在吸收桂林的自然与人文特质、注重递进式生成逻辑基础上，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营建机理(图8)。经由实践和历史检验，历代营建主体建设风景建筑均充分考虑区域自然与人文要素，尊重了桂林独有的山水基底，呼应了各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并融糅了士人的价值追求。由此折射出风景建筑“基址选择-秩序建构-意境表达”递进式生成逻辑。
首先，古人在依循山水环境基础上，用心寻找建设基址；同时结合城市空间结构，确定风景建筑的布局，构建出以建筑为“锚固点”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进而加持以文化义理，整体提升风景环境的审美意境。立足于这种内在的生成逻辑，结合桂林风景建筑的地域特征，进一步揭示了依托优越山水的选址智慧、呼应空间结构的秩序建构、基于价值导向的审美意境的营建机理。
首先，古人在依循山水环境基础上，用心寻找建设基址；同时结合城市空间结构，确定风景建筑的布局，构建出以建筑为“锚固点”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进而加持以文化义理，整体提升风景环境的审美意境。立足于这种内在的生成逻辑，结合桂林风景建筑的地域特征，进一步揭示了依托优越山水的选址智慧、呼应空间结构的秩序建构、基于价值导向的审美意境的营建机理。
4.1依托优越山水的选址智慧
由核密度分析图可知(图9)，漓江两岸诸山是风景建筑分布的核心区，折射出其依托优越山水资源的选址特征。漓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与动脉所在，沿岸山体依附漓江，构成“线性串珠”的山水格局，以及“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景观特质，故为风景建筑的理想选址。
唐代，集中择址于叠彩山；宋代，除叠彩山外，七星山与伏波山成为建设热点区域，且因漓江游线开发，风景建筑扩散到虞山、漓山、雉山与南溪山，沿漓江呈线性分布特征；明代，独秀峰获藩王青睐而达到建设高峰，叠彩山、七星山热度依旧，构成三山鼎立分布格局；清代，仅独秀峰与七星山建设热度得以持续。经统计，漓江两岸诸山建设频次依次为：七星山17处、叠彩山15处、独秀峰13处、伏波山5处、雉山4处、虞山与南溪山各3处、漓山2处(图10)。
唐代，集中择址于叠彩山；宋代，除叠彩山外，七星山与伏波山成为建设热点区域，且因漓江游线开发，风景建筑扩散到虞山、漓山、雉山与南溪山，沿漓江呈线性分布特征；明代，独秀峰获藩王青睐而达到建设高峰，叠彩山、七星山热度依旧，构成三山鼎立分布格局；清代，仅独秀峰与七星山建设热度得以持续。经统计，漓江两岸诸山建设频次依次为：七星山17处、叠彩山15处、独秀峰13处、伏波山5处、雉山4处、虞山与南溪山各3处、漓山2处(图10)。
七星山、叠彩山与独秀峰拥有45处风景建筑，占漓江两岸诸山建筑总数72%，三山恰好位于城市山水资源最优越的区域，进一步印证风景建筑依托优越山水资源的选址特征。以七星山为例，其地处漓江、小东江与灵剑溪交汇处，因七峰并列、视线极佳，素有“峰骈岫列，高视近野，群山莫与并”之美誉；同时临近城市，交通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吸纳城市文化，体现文人诉求而更获青睐。
早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记述了七星山形胜；隋代，因名僧昙迁咏赞而扬名；唐代迎来开发建设，其风景价值显现；宋代又因环城水系形成，而成为泛舟游线的重要一环[22]，之后便如“磁场”一般，吸引历代主体到此展开风景建筑实践。宋代范成大、李翰墨与刘克庄诸人择址于此建了骖鸾亭、博望亭与碧虚亭等8处风景建筑。这些建筑顺势成为文人墨客登临咏赏对象，他们在此留下名作，进一步强化七星山的人文特质。元代，随着八景之一“栖霞真境”提出，其自然与人文价值更加凸显，致使明清时期戴仲、傅伦与浑融等人在此建了拜亭、怡云亭与拟兰亭等多达9处风景建筑。
早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记述了七星山形胜；隋代，因名僧昙迁咏赞而扬名；唐代迎来开发建设，其风景价值显现；宋代又因环城水系形成，而成为泛舟游线的重要一环[22]，之后便如“磁场”一般，吸引历代主体到此展开风景建筑实践。宋代范成大、李翰墨与刘克庄诸人择址于此建了骖鸾亭、博望亭与碧虚亭等8处风景建筑。这些建筑顺势成为文人墨客登临咏赏对象，他们在此留下名作，进一步强化七星山的人文特质。元代，随着八景之一“栖霞真境”提出，其自然与人文价值更加凸显，致使明清时期戴仲、傅伦与浑融等人在此建了拜亭、怡云亭与拟兰亭等多达9处风景建筑。
4.2呼应空间结构的秩序建构
纵观历代风景建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呼应关系发现，营建主体建设风景建筑均考虑了以自然山水为基底的城市架构，同时判断风景建筑之于山水间的合理选址，并将其作为锚固点，结合城市空间结构，强化空间秩序建构。由此形成呼应各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风景建筑营建机理，反映不同历史特征下“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
唐代官员营城，以子城为中心确立了“十字形”空间结构，即“叠彩山-胜仙门-漓山”纵轴、“西山-隐山-顺庆门-东江门-七星山”横轴。营建主体在“十字形”空间结构的关键节点营造建筑，进一步强调空间秩序(图11)。元晦于叠彩山建齐云亭，卢匡于城内建碧浔亭，同叠彩山、胜仙门、漓山一脉相连而构成轴线序列；李渤于横轴的关键山体——隐山建庆云亭，西面与西山对峙，东面与顺庆门、东江门、东楼、东山亭串联，并与七星山呼应。营建主体充分发挥了风景建筑的“锚固点”作用，基于轴线营建建筑，加强山水与城市的秩序关联。
宋代保留了唐代子城作为府治所在，并延续了唐时城市轴线，而环城水系的形成，促使城外诸山得到进一步开发，雉山、南溪山、隐山、西山与七星山成为风景建筑的主要载体。雉山清萝阁、南溪山泠然亭、隐山招隐亭、西山超然亭与七星山览翠亭等风景建筑的营建，促使“十字形”结构得以延展与加强(图12)。此外，湘南楼、阳亭、枕流亭与博望亭等围绕轴线而建，更强化了“山水-建筑-城市”的秩序建构。
明代靖江王基于礼制与风水等传统营城思想，依托独秀峰营建王府，独秀峰的核心地位显现，促成新的“十字形”结构，即“虞山-铁封山-叠彩山-独秀峰-靖江王府-漓山-斗鸡山”纵轴，“西山-骝马山-靖江王府-独秀峰-伏波山-屏风山”横轴。靖江王在轴线交汇之处——独秀峰之巅营建玄武阁，对“十字形”结构起到中心锚固作用，稳定了城市山水风景秩序。
姚世儒在虞山建闻韶亭，朱静庵与傅伦在叠彩山建可山、睿思、拱辰三亭，同玄武、漓山二阁串联，构成风景建筑序列，该序列同城市纵轴叠合，构建了更为强烈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图13)。基于这些营建主体的实践，这一纵轴在历代城市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保护与强化，其对于桂林城市山水空间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姚世儒在虞山建闻韶亭，朱静庵与傅伦在叠彩山建可山、睿思、拱辰三亭，同玄武、漓山二阁串联，构成风景建筑序列，该序列同城市纵轴叠合，构建了更为强烈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图13)。基于这些营建主体的实践，这一纵轴在历代城市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保护与强化，其对于桂林城市山水空间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4.3基于价值导向的审美意境
文人士大夫营造风景建筑，不止为“景”而“景”[23]，受“立象以尽意”思维影响[24]，特别重视将文化价值理念赋予其中，由此来渲染、提振风景意境。而不同时代主体渲染的意境主题呈现一定时代特征，结合时代审美文化背景，提炼历代风景建筑诗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主题关键词，同时考虑典型景名，将桂林风景建筑的意境主题归纳为“自然色彩”“教化色彩”与“文雅色彩”3个层面(表2)。
唐代风景建筑审美意境主要表现为“自然色彩”。唐代来桂官员多为贬谪之士，热衷于在山水间营造风景建筑以寄托身心，其围绕建筑所作文字尽与自然相关，风景建筑染上浓厚的“自然色彩”。裴行立建訾家洲亭，柳宗元《訾家洲亭记》篇中尽是对自然之美的咏赞。庆云亭、夕阳亭与朝阳亭等，景名上便展现出强烈的自然色彩。宋代游赏文化极盛，影响及于风景建筑的意境表达仍重“自然色彩”，但受理学思想影响，“教化色彩”逐渐显现，如蒙亭便含启蒙子民、昭彰世人之意。
元代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对桂林地区的政治把控，加之山水游赏日趋衰落，风景建筑的“自然色彩”趋于减弱，“教化色彩”日趋显著。明代封建专制高度发展背景下，风景建筑的“教化色彩”更为凸显。明代桂林地区藩王与官员所建风景建筑，无不宣扬礼制与教化意图，风景建筑由此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仁义礼智内涵，譬如怡云亭、诸葛亭、拱辰亭等。
清初延续了明代的教化色彩，中后期因政治氛围逐渐宽松，文化教育繁荣，文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解放的意愿强烈，他们建设风景建筑注重传递文与雅的审美体验，影响及于风景建筑呈现出“文雅色彩”。如大空亭、拟兰亭与培风阁等，围绕这些风景建筑所作诗篇，均蕴含并呈现了丰富多样的文雅意境。
5结语
吴良甸貌生认为，保手剖圭林“山水城市”特色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城市与山水的关系四，桂林风景建筑作为“锚固点”，是反映山水、建筑、城市三者共融关系的绝佳代裘。纵观干年历史，风景建筑反映了建筑与山水、城市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风景建筑依托、顺应自然山水基底营建，与城市空间结构呼应，锚固着城市山水格局的空间秩序;另一方面，风景建筑吸收社会文化不断发展，作为城市中“载道”的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域精神的塑造以及文化内涵的延续。可见风景建筑极大强化并提振了桂林城市山水格局的空间秩序及人文意境。
2021年4月26日，在桂林考察时提出，“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定要保护好桂林山水”。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发现，风景建筑对于桂林城市山水格局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梳理上干年风景建筑的营建历程与形成机理，不仅展示了古人之智慧，更为当前桂林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诗意性山水城市提供了历史支撑与理论借鉴。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论文撰写过程中，王荣、凌世君老师在文献史料方面提供了帮助，杨明同学在写作表达方面提供了建议，在此一并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