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下的嘉兴八景水文化元素解读

三位一体下的嘉兴八景水文化元素解读

 

2.1物态层次：自然系统中的水文化元素

 

嘉兴水乡以“山水”为城市发展之基，共有153项景目提及了多形态的天然水域，其中以“湖、溪”出现频率最高，总占比约30%(表2)。对“洲、湖、海、洋”等静态水域和“溪、涧、泉、河”等线状流动型水体的描述[26]，是从外在形态上对“汇为河，停为湖、为荡、为漾；分为泾、为港；澄为潭、为池”[27]的归纳总结，还原了水乡真实的生态基底。



“东浦寒潮”“龙潭海眼”“测海观潮”等澉浦地区独特的山海湖景与“云岫”“鹰窠”“孤峰”等山体结合，形成了临海多山型的景观风貌[28]，与城中“烟雨朦胧”景观基底一起，构成了嘉兴“枕山、环水、面屏”的聚落布局模式(图6)。



天然聚合的水域、水体景观与生物、季节、时间、气象、天象和声音等组合[9](表3)，构建了“泽国水乡”的风貌特征，如“泮水风荷”“桃源着雨”“陈岫龙湫”“东溪春涨”等。

 

除地理要素外，物态层次还包括人文水适应景观，如桥梁、水坝、海塘等水利工程是水乡生存经验与治水智慧的结晶。“闸、堤、坝、井、岸、石栏、峡、墩”等设施与植物、气象等自然元素结合(表4)，既在功能上支撑起山水格局，又丰富了山水风景系统的基底[28]。加之“泾、塘、沼、池”等人工水形态和“桥”的参与，嘉兴水系网络基本形成[29]，呈现出“六田一水三分地”的局面[16]。

 

2.2行为层次：社会系统中的水文化元素

 

  

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到唐五代至宋元时期，再到明清时期，嘉兴水域景观经历了原生态式-围垦式-精细化的定型过程[26]，众多水事活动与实践孕育了社会系统中的行为层次水文化[24]135，成为物态层次和精神层次的连接[20]。

多种“人-水”互动随之衍生，或是“观潮、晚眺”等单一远水活动，或是“梅泾、池莲”等组合近水活动，或是“夜泛、山居”等共生亲水模式，体现了嘉兴“象天法地，巧于因借”的生态人居环境营建智慧。嘉兴八景中的72项行为层次景目可按行为模式归纳为“渔樵耕读”四业、“钟鼓乐鸣”四声及“歌笛玩观”四态(表5)。

 

“渔樵耕读”指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顺应嘉兴地域特色，从居水选址出发，以农桑渔业和帆运水市为水乡典型业态。“水”是生气、元气的来源[20]，“临水而居，逐水而建”是水乡聚落生态营建的发展基础和首要条件，如“灵水山居、湖海山居”。“田、菱滩、荷塘”等土地治理方式表现了人民与水乡地理环境长期相互适应的生态哲学，通过“南舍春耕”等农桑行为，形成了“荷塘晚风、禾墩秋稼”的农业风景，使嘉兴地域呈现出“田野则畛缀无数，膏腴兼备”的繁荣景象。

《雍正浙江通志》[30]载：(菱)“东不至魏塘、西不逾陡门、南不及半逻、北不过平望，周遮止百里内耳”，因其分布范围窄而成为嘉兴特产，表现出嘉兴人民因地制宜的生态农耕智慧。“渔”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渔文化通过经济交往渗透到水乡生态人居中，“渔烟、渔舟、渔缆、渔灯”等捕鱼劳作环境与工具展现了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帆运水市”是水乡商业经济的主要代表，“夜市、晓市、鱼市”是水乡人民交换物资、交流往来的聚集场所，保留至今的“水市口”⑤因展示江南水乡的民俗与生活成为乌镇西栅景区的一大亮点。“帆、舟、舸、舠”等水上交通工具多以“归帆、客帆、云帆”等形式出现在“汾湖、伍塘”等海盐、平湖滨海水域。随着水乡经济由农转商的过程，地域八景及其水文化元素也不断丰富与更新。而“昭明书馆、林墅书声、南村书屋”等景目则多从听觉着手，结合典故描绘了水乡溪流之声与琅琅书声交相呼应之景。

 

“钟鼓乐鸣”指敲钟、打鼓、奏乐和鸣响。水适应景观以听觉感知为主体促进人们对生活福祉的需求，嘉兴以渔唱菱歌、丝竹渔笛和禅鸣钟声最为突出。“菱歌、樵歌、渔歌、渔唱”等农忙号角与“箫声、野笛”等丝竹之音结合，以声景描绘了水乡的悠闲生活。“流福晓钟”“净寺晓钟”等景目则以禅声梵意营造疏远之意，使人感悟时空变迁。

 

“歌笛玩观”包含吟唱、吹笛、游玩和观赏，嘉兴以园林兴建、泛舟晚渡、观鱼晚眺等活动盛行。元明至清中叶，“舫、轩、阁、亭、楼”等滨水园林成为文化系统的支撑。园林八景中，“水”多与“月”“鱼”等物境结合，文人于“观莲亭、载春舫”等处开展“萍轩玩月、溪阁观鱼”活动，真正实现“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临泉之趣”。城镇八景中多为户外滨水活动，文人于傍晚“烟雨”之时在“雁湖、西湖、运河”等处或“暮泛、晚渡、观鱼、晚眺”，或“钓雪、寻幽、流觞”，以此借水传情，人文赋意。

 

行为层次八景中的水文化展现了人们理水而居、治水用水的生态智慧。在自然水环境的支撑下，“渔樵耕读”等农商经济、“钟鼓乐鸣”等水乡之音、“歌笛玩观”等文人活动以水适应性景观的形式促进了城市发展与水环境兴建，增添了水乡人居环境营建中的地域人文内涵。

 

2.3精神层次：文化系统中的水文化元素

 

景观的延续需要与文化融合，以求“人景效益”。水以“智者乐水”“上善若水”等为表征，成为内在情愫的精神载体，并将水生态智慧中的人文意境蕴藏于诗画文学和民族民俗中[31]。



采用ROSTCM6软件对552项八景景目和249项水文化八景景目进行情感分析(表6)，结果表明，其多为中性情绪，是对自然环境的客观描绘与记载；少有诸如“寨濠、香花桥”等积极情绪和“寒潭、寒潮”等负面情绪。八景注重景观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和时效性[32]，通过客观自然山水环境与人居思想的推动，以传统景观感知体验融合乡土情感诉求，以“诗-画-文”形式延续水文化文脉，以景传文，文景共生。

 

嘉兴八景多以文人个体记忆与嘉禾集体记忆为景观标志物[12]，围绕生态水域，留存有《古盐胜迹十二景》(图7)等一大批以湖泊为背景的山水之作。受佛学影响，“塔”等寺观园林标志物构成了禾城山水画卷的有机部分。



如“东塔、智塔”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滨水佛塔(图8-1)，占鳌塔(“鹃湖塔影”)是盐官江边建造的有镇海安澜之意的风水塔(图8-2)，“遥村涌塔”则是为留财锁水而在村口建的塔[33]，进一步证实水文化是丰富嘉兴八景的活力之源。

 

“广福探梅”等民间戏水文化活动和不同时节开展的水乡民俗活动表征水文化以精神信仰形式融入日常百姓生活之中。农忙时以“东田社鼓”祈福丰收，以“月波秋霁”寓意惠泽众生[16]；“水神崇拜”思想下，潮神祭祀等民间信俗推动“经阁观潮”成为大众活动；“帆”“舟”常于网船会等水上盛会举办之时汇聚一水之上，重现“长水风帆、运海扬帆”之雄风。

 

水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经过物态基础的提炼和行为实践的积淀，推动了深层次的水乡人居环境营建，加之文人士大夫的水土整治及风景营建实践[18]，构建了“成景一体，诗意栖居”的水乡人居环境。精神层次水文化作为水生态文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34]，通过建立人水文化互动而激发公众水域生态感知，构建了具有高度审美意境的水域风景生态体系和人水和谐的生态美学系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