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襄阳城市历史景观层积机制分析及层积框架建构

明清时期襄阳城市历史景观层积机制分析及层积框架建构

 

明代至清代，政府话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核心文化空间影响力的深化上，以丰富原有文化内涵为空间上主导的层积趋势(图7)。政府话语与文人话语提到的元素有很大的重复性，可见其对明清时期襄阳重要风景点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然而，政府话语与文人话语描写对象的倾向性则有显著的区别。

县志记载更为全面，而文人作品则受个人感情、心态及艺术水平的影响，主题选择相对集中，情感表达更为深入。县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古代社会，物质、秩序、审美、信仰空间丰富多样。文人作品则展示了特定人群不同的历史观、审美观，对零散的历史信息进行黏合加工，更加生动鲜明地展现了古代居民眼中的风景。文人话语在思想层次上为政府话语建立起的空间层次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襄阳的元素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1)形成了西南山脉与城墙以内的2个核心区；

 

2)元素点多分布于距城十里范围内；

 

3)城外核心区中，除习家池主要是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精妙的造园艺术而得到重视外，隆中(诸葛亮)、岘山(羊祜)主要因为文化名人而得到广泛关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基于空间类型四分法和层积元素分类2种思路构建了明清时期襄阳的层积框架(图8)。

 

物质空间：汉水与西南山脉是古城襄阳建城的重要物质基础，在2本志书中都得到了强调。水患对于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构筑防御工事也是历代管理者的重要关注点。此外，汉皋楼铁柱与津渡同样强调了对水运交通的重视。

 

秩序空间：2本志书都对襄阳重要的交通位置和军事作用进行了重点描述，并在空间上强调了楚山与狮子山的对景关系。与《天顺襄阳郡志》相比，《同治襄阳县志》通过更多战争相关碑刻、地名的记载，使襄阳军事重镇的形象更为丰满。

 

审美空间：政府话语客观记载了很多赏景点，而文人则常常由景入情、境、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政府记载中看出物质空间，而文人记载又为这些物质载体增加了精神内核和文化层次。此外，或许是受清代总结性图书编纂思潮的影响，《同治襄阳县志》在此空间层也呈现出集大成的倾向性，出现了总结襄阳地区风景点的作品。

 

信仰空间：从2个时期的县志对比来看，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信仰空间。隐逸文化与神女文化奠定了明清时期襄阳信仰空间的基础。以井崇拜为代表的朴素自然崇拜，则是信仰空间的重要内涵，体现着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思想。

 

明清时期襄阳城市历史景观分为物质空间等4个空间类别，形成入世思想等4种文化类型，包含若干具体元素，共同构成层层嵌套、相互关联的明清襄阳层积框架。这一框架是理解与阐释襄阳城市历史景观演进机制的系统性方法，也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中城市特色塑造、历史与建设关系处理提供重要参考。

具体而言，此框架的基础指标根植于当地的元素、空间、需求，承认了人群与自然关系类型的独特性，尊重了历史风景的在地性。此外，对人群话语的强调，凸显了各人群在风景营造中的不同作用，尊重了居民在地方风景中的基础性地位。

最后，人类使用痕迹给历史风景赋予了独有的身份特征，成为居民发现自身与环境各种历史联系的物态形式，对这些动态演变过程的梳理反过来可以帮助居民更好地认清和保护风景的价值内涵[23]，积极参与风景管理，进而推动地方风景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历史景观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网络中的重要编码，深度根植于人群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又外化于空间的需求类型;话语分析方法有利于揭示隐匿的层积演变机制，使隐藏在历史风景后的社会性基础得以显现}z4}。

元素空间位置及其变迁是层积的裘征，此中蕴含的复杂的自然与文化演变规律、人群思考逻辑则是促成动态发展的核心动因。层积机制研究方法在厘清人群、提取元素、理清关系及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构建起驱动因子明确、层次清晰的城市历史景观识别框架，是城市基因的裘达，也是今后城市更新需要尊重的基底与脉络。

 

除构建基础框架外，不同人群话语还蕴含了隽永的与历史、自然相处的智慧。从明代到清代，经济制度与科学技术尚未有大的突破的时期，城市里的许多人工元素却也经历着损毁、考证、重建，然而古代居民却可以在物质环境缺失的状况下，依然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传承朴素的生活智慧。那些怀古之所，被一代代文人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许多人去考证、修缮、恢复，最终又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可见，人工元素并不是城市延续的根本，元素的空间落点与价值内涵也并不总是需要严格对应，山水环境与文化氛围才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城市的精神内核。

 

虽然本研究引入了文人话语参与历史遗迹点意义的叠加，然而受资料来源的影响，参与城市营建的主要人群居民话语却未能在此研究中展现。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将在接下来的其他时期研究中加入居民话语的研究，以充实层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