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讨论
从描述注意力恢复的4个一级观察变量来看,一致性表现出最大的影响效力,其余3个变量的影响程度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迷人性、逃离性、相容性。对于影响注意力恢复的4个潜变量(自变量)而言,鸟类、花草类对感知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很大,昆虫类、树木类对感知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较大。由不同类别感知生物多样性所对应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结果可知,对鸟类、昆虫类、树木类和花草类感知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大的观测变量分别是新鲜物种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触感多样性和嗅觉多样性(表8)。
在各生物类别下,文化程度是唯一对感知生物多样性体验起调节作用的人口学特征控制变量,呈现出“文化程度越高,恢复效应越明显”的关联特征。该特征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体验者,其工作或学习的认知消耗往往较高,更容易产生精神疲劳,注意力恢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与此同时,在更为长久的受教育过程中,因为有较多的生态学习机会,以及后续相对多元的生态知识习得渠道,进而使其具备了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认知素养。正是这2个层面的双向属性,决定了高文化程度者在相关体验中,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恢复性效益。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和公园面积对注意力恢复的影响并未呈现出“实际生物多样性越高或公园面积越大,恢复效应越明显”的关联趋势——实际生物多样性高、面积大的公园的注意力恢复效能反而可能弱于实际生物多样性低、面积小的公园(表9)。该结论不但从注意力恢复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层面验证了测量生物多样性与感知生物多样性具有鲜明的不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从维护生态系统本身健康与促进人类心理健康的耦合视角出发,对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品质进行综合提升,是对绿色空间环境进行深度优化的一种有效方法。
以上分析结果可为感知生物多样性促进注意力恢复的后续理论探索和设计实践提供有益参考。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衍生出如下思考。
1)感知生物多样性可通过促进注意力恢复为城市居民供给文化性生态系统服务,这是以自然为媒介进行健康城市营建的一种有效方案。在公共卫生干预方面,可将感知生物多样性作为城市精神卫生保健类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构成;在景观空间体验与设计方面,可将其作为评估环境疗愈性品质的重要参考指标。
2)生物多样性的被感知度除了受到上述研究中提及的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感知主体所具有的对于生物、生态系统乃至自然的认知水平与情感差异等主观条件的影响。
因此,以感知生物多样性对注意力恢复的影响效用来讲,在同等环境条件下,体验主体能够识别或了解的物种特征越多,可感知到的生物多样性越高,从生物多样性环境中汲取注意力恢复“营养”的能力也越强。因此,如何借由更为广泛的环境教育、更为深刻的生物多样性认知体验,使公众习得较高的生态知识水平,是提高感知生物多样性注意力恢复效用的重要议题。
因此,以感知生物多样性对注意力恢复的影响效用来讲,在同等环境条件下,体验主体能够识别或了解的物种特征越多,可感知到的生物多样性越高,从生物多样性环境中汲取注意力恢复“营养”的能力也越强。因此,如何借由更为广泛的环境教育、更为深刻的生物多样性认知体验,使公众习得较高的生态知识水平,是提高感知生物多样性注意力恢复效用的重要议题。
3)测量生物多样性与感知生物多样性在与人类福社的关系分析中,前者偏向于客观生态意义解释,后者则注重主观心理影响评价。2种相同面积大小且具有相同测量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在感知生物多样性品质方面可能差异明显。
因此,如何根据在地居民美学偏好与空间特征属性,增强居民感知生物多样性的获得感,如通过增加魅力物种数量、暴露时长,以及提升与魅力物种接触机会及邻近度指数,是在感知生物多样性促进心理健康导向下,进行具体规划实践的核心着力点。促进注意力恢复为导向的景观空间建设是一种基于主观心理福祉获得的“柔”性可持续规划设计方法,对于当前景观生态相关理念与设计范式的不断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与补充作用。
因此,如何根据在地居民美学偏好与空间特征属性,增强居民感知生物多样性的获得感,如通过增加魅力物种数量、暴露时长,以及提升与魅力物种接触机会及邻近度指数,是在感知生物多样性促进心理健康导向下,进行具体规划实践的核心着力点。促进注意力恢复为导向的景观空间建设是一种基于主观心理福祉获得的“柔”性可持续规划设计方法,对于当前景观生态相关理念与设计范式的不断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与补充作用。
本文基于注意力恢复视角,对感知生物多样性的心理健康效应进行了初步研究,实证了二者间存在的因果关联。但从感知生物多样性出发的人地关系探究,必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同时涉及多个学科。如何从更精细化的视角出发,对不同社会类群、更广泛的绿色空间类别、感知暴露时长效应,以及高感知度魅力物种群识别等进行针对性研究,是未来借由更多交叉视域与循证方法进行探索的重要研究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