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所精神复兴的乡村绿道设计——以杭州“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绿道规划设计为例
摘要:“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绿道项目规划设计,在景观设计领域探索性运用“场所精神”理论,通过深入分析径山“禅宗”与“茶”的相关历史沿革,总结得出径山区域内的场所精神——“禅茶之乡”。围绕这一主题,在项目范围内进行六大风貌主题绿道建设、打造14处禅茶相关驿站节点、村庄风貌提升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绿道建设,切实带动了区域相关文旅项目的开展,有力激活了径山地区场所精神的自主强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生态及经济效益。通过分析总结得出有利于营造能够自主强化场所精神的4点设计方法。研究结果对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的丰富,以及乡村绿道建设实践经验的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绿道建设,切实带动了区域相关文旅项目的开展,有力激活了径山地区场所精神的自主强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生态及经济效益。通过分析总结得出有利于营造能够自主强化场所精神的4点设计方法。研究结果对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的丰富,以及乡村绿道建设实践经验的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场所精神”(GeniusLociorSpiritofPlace)的概念由挪威城市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兹(ChristianNorberg-Schulz)提出[1],其形成需要利用构筑物给场所以特质,并使这些特质与人产生亲密的关系。而这种“亲密的关系”从宏观意义上理解,通常指“乡土情节”或“地域文化”中富有人文情怀的一部分内涵。杭州“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绿道正是围绕复兴场所精神进行的一次规划设计实践探索。
1场所精神与禅茶之乡
1.1场所精神
20世纪70年代,诺伯舒兹反思一部分现代主义建筑对于功能至上理念的片面理解,造成都市景观“千城一面”、空间环境单一粗糙的现象,在建筑领域首次提出“场所精神”概念,将现象学理论引入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希望将规划设计回归人与场所关系的思考。“场所”指具有物质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物的总和”,其物理属性在塑造事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周边环境产生动态的相互作用,使得在不同尺度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场所特征。而场所通过与人建立起关系而展现出的状态,即场所精神[2]。
1.2径山的禅与茶
径山,相传因径通天目而得名。唐天宝元年(742年),鹤林玄素(668—752)的弟子法嗣法钦(714—792)遵师嘱“汝乘流而行,遇径即止”,在喝石岩畔结茅庐而勤行精进,手植茶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3]。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陆羽“更隐苕溪”,即今径山双溪陆羽泉,著就《茶经》三卷[4]。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法钦奉诏入京,代宗赐号“国一大师”,次年下旨建“径山禅寺”。由宪宗宰辅李吉甫执弟子礼撰写《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①可知,早在唐代中期径山已凭借禅宗名寺享誉天下,而茶文化也因陆羽和禅寺历代高僧大德与径山结
时至宋代,随着种茶区域的扩大,加上制茶方法的创新,将唐代煎茶法发展为点茶,士大夫与僧人间茶礼与茶宴十分盛行,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中言“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民间亦是“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②。而此时,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中兴径山祖庭,再振临济宗风(南禅主要流派之一);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朝廷评定“五山十刹”,“径山兴盛万寿禅寺”③居首,以《禅林清规》为基础形成的径山茶礼,不仅融入了径山僧众的日常修行生活,礼宾参禅的“径山茶宴”也随之名扬天下,范成大、陆游、苏轼等名士皆慕名来访,留作诗篇。
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于嘉祯元年(1235年)入宋求法,入径山高僧无准师范门下,淳祐元年(1241年)嗣法回国封圣一国师,携《禅苑清规》一书,使径山禅茶引入日本。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临济宗僧人南浦绍明入径山虚堂智愚门下,勤究禅学的同时也学习径山的种茶、制茶技术及径山茶宴礼仪,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一休宗纯、村田珠光、千利休等日本茶道高僧皆奉径山虚堂禅师为祖师。
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于嘉祯元年(1235年)入宋求法,入径山高僧无准师范门下,淳祐元年(1241年)嗣法回国封圣一国师,携《禅苑清规》一书,使径山禅茶引入日本。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临济宗僧人南浦绍明入径山虚堂智愚门下,勤究禅学的同时也学习径山的种茶、制茶技术及径山茶宴礼仪,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一休宗纯、村田珠光、千利休等日本茶道高僧皆奉径山虚堂禅师为祖师。
随后古寺几经兴废,沿径山山脉、笤溪水系陆续聚集形成平山村、四岭村、漕桥村、潘板桥村、双溪村等多个村庄,并延续至今。村庄历代住民多敬佛礼佛,溯涧而上形成了7条进香古道,沿山古道多有先民种植茶田,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及里坞,出者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径山寺僧采谷雨茗,用小缶贮之以馈人。”
1.3禅茶之乡
茶之体验,无论感官上抑或心理层面的感悟,多依赖于个人经验;而禅的领悟,也更多重视个人对环境的体验,“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④。参禅与品茶同是一种长时间的训练和经验积累过程,这种经验只能经由个人体会,任何外力都不可能代替,禅与茶在这种个人体验上,或者说“自心”之中深深契合[5]。
在径山禅茶文化的历代传承中,既有游历文人的“煎茶沃诗舌”⑤“每忆城南隐者家,昆山石火径山茶”⑥,又有住锡高僧的“熨斗煎茶铫不同,泥牛解作狮子吼”⑦“遇饭即饭,遇茶即茶,可行即行,可止即止”⑧,这些体验使得径山通过“禅茶”与人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即诺伯舒兹所说的“场所特质与人产生的亲密关系”),径山独特的场所精神也随即孕育而出——禅茶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