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聚落系统
聚落的形成与演变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聚落的规模、形态、内部结构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间的综合关系[6]。自槎滩陂水利工程建立以来，在历经千年的槎滩陂流域开发历程中，灌区内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的水利社会及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三者相互作用，孕育了类型多样的人居聚落点和独具特征的灌区聚落景观。
槎滩陂灌区位于今螺溪镇与禾市镇行政范围，面积约占两乡镇总面积的25.3%[8]。其中，研究范围内，开基时期记载可查的自然村落共202座，另有13座村落信息缺失，所占比例约6.4%，对宏观尺度下的聚落空间分布影响较小，故未记入统计。
灌区村落的开基时间，最早记录于唐朝时期，其发展时间与槎滩陂的修筑时期相近，即灌区村落大多于槎滩陂水利工程落成后开始形成。因此，本文将槎滩陂灌区聚落发展时段分为唐末五代时段、两宋段、元朝段、明朝段、清朝段、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段(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城市化以前)6段，以20世纪60年代卫星地图为基础，对槎滩陂灌区聚落发展在宏观尺度上的空间分布进行落位与研究。
槎滩陂水利工程修筑于南唐，正值北方频繁动乱，江西省在空间上远离战场，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因此，吸引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而槎滩陂灌区地处吉泰盆地，具有优越而宜居的自然条件，此时槎滩陂的修筑又显著改善了灌区耕作环境，为人口涌入、聚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末五代时期正值聚落发展初期，槎滩陂水利系统初步建立，流域进入初步开发阶段，聚落开始繁衍。此时，灌区内村落数量少，密度低，分布分散且多位于槎滩陂灌渠旁侧或牛吼江畔，便于生活用水及农业灌溉。
两宋时期，在农业水平得到长足进步的社会背景下，村落数量大幅增加，灌区聚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该时期灌区村落密度提高，新增聚落多分布于槎滩陂渠两侧及牛吼江河畔。而开基聚落迁出地主要为螺溪镇与禾市镇附近乡镇，可以推测，槎滩陂灌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品质对周边乡镇的人口产生了较大吸引力，即槎滩陂水利系统的发展为灌区农业发展奠定了环境基础，带动了常住人口的增加，进而推动了聚落的更新与繁衍。而人口增长与聚落发展又推动了灌区的开发进程，由此形成灌区发展的良性循环。
元朝时期，槎滩陂灌区的农业在宋朝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300余年两宋时期的发展，灌区聚落已形成一定规模。新增聚落依然多分布于干渠两侧及牛吼江畔。
明朝时期，朝廷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的政令，大规模开展军屯、民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同时生产用具与耕作技术也得到了提升，国家整体农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灌区农耕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统计来看，在明朝近300年的发展历程中，槎滩陂灌区新增村落空前增加，达97个，新增占比达63.4%。土地资源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开发，灌区聚落已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此时，落于槎滩陂灌渠旁或牛吼江畔的村落数量骤增，密度接近饱和，大幅度上升的人口数量使得灌区内用地矛盾与用水矛盾凸显，使得距离水利设施较远的一些区域也因此得以开发，开始形成较大规模的村落。
清朝建立后，“摊丁入亩”政策推行，政府对于生育、耕作进行鼓励。从统计数据来看，该时期灌区外新增聚落与明代时期相比，数量相近，但灌区内新增量较明代出现了明显减少，约为明代增量的1/3。这表明，虽然两乡镇土地开发与人口数量整体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灌区聚落数量已接近饱和，村落分布已达到很高的密度，聚落逐渐分布至更低级别的灌渠周边，灌区聚落的空间分布趋于均匀，灌区聚落发展已接近顶峰。
清朝末年至民国以来，中国饱受战争之乱，江西地区作为当时的主战场之一与重要的生产原料被掠夺地，传统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众多农田水利设施缺乏管理，逐渐废弃。在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灌区农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两乡镇新增村落数量大幅减少，灌区新增村落仅有一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原有水利系统的基础上修筑了南干渠，并将水系灌渠联通，灌溉面积更大，覆盖更全面，但灌区内并无新增村落出现，这从侧面印证了明清时期的灌区开发已达到环境可容纳量极限，灌区聚落发展已至顶峰[9]。
从聚落数量发展来看(表1、2)，槎滩陂灌区聚落多形成于南唐时期，即槎滩陂水利系统修筑完成后，随后在宋元时期与明清时期，受当时的社会政策及灌渠的发展进程影响，先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与高速发展阶段，并于清朝时期，达到灌区承载量顶峰。从灌区聚落空间发展布局来看(图5)，越早形成的聚落，其与牛吼江岸或主要灌渠的距离越接近，即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成为影响聚落发展的主导因素。而随着逐渐增强的灌区水资源开发，可灌溉农田面积得以不断扩展，从而提高了灌区可容纳人口限度，促进了人口增长，聚落繁荣，由此为土地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基础，推动流域农耕经济进步。这种良性循环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历史长河中持续进行，在经过人工拓宽的自然环境可容纳范围内，历经千年发展，形成了数量多、平均规模小、离散状布局的灌区聚落特征。
伴随着槎滩陂水利系统的发展，为了纪念修筑槎滩陂的祖先和进行水利祭祀活动，与槎滩陂相关的宗教建筑也出现在灌区中。“……建长兴寺于本里，居僧供祀，施忌田一十七亩，坐五十三都列田，五世孙中和立仆射祠于寺左，割田以供祀事”[10]。
2.4农田系统
农田的分布受到很多自然因素的制约，如地形、温度、水分、土壤等[11]。而农田的肌理风貌，往往与区域水资源的分布与调控息息相关，成为流域农耕文明重要而直观的表现方式。
在灌区的水利系统环境中，农田肌理在最初发展阶段，往往与渠系分布的空间关系息息相关，随着水利设施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形成规则式、半规则式、不规则式的3种肌理特征，且与灌渠分布呈现一定规律性。
规则式农田肌理多呈现相对规整的几何形态(图6)，主要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筑的南干渠灌溉范围中，该区域农田布局相对集中，聚落分布密度低且数量少，形成3种较为典型的分布模式：矩形肌理、梯形肌理及放射形肌理。
半规则式农田肌理在灌区分布广泛，与灌渠或聚落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与形态关联(图7)，常与不规则式农田肌理交错。就槎滩陂灌区来说，半规则式农田周边聚落密度相对更大，且聚落的发展历史一般也更为久远，其半规则特性往往在田间灌渠的延伸协同聚落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不规则式农田肌理空间分布更为分散细碎，周边聚落与水利设施分布更为复杂，多位于多个聚落之间，耕作历史更为久远。
半规则式农田肌理在灌区分布广泛，与灌渠或聚落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与形态关联(图7)，常与不规则式农田肌理交错。就槎滩陂灌区来说，半规则式农田周边聚落密度相对更大，且聚落的发展历史一般也更为久远，其半规则特性往往在田间灌渠的延伸协同聚落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不规则式农田肌理空间分布更为分散细碎，周边聚落与水利设施分布更为复杂，多位于多个聚落之间，耕作历史更为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