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山河规画体系的演进
人居天地间，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与改造经历了由浅至深的过程。相应地，“大国山河”景观体系与规划传统也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成熟与巩固时期，本文将之分别概括为满天星斗、体国经野、郡县天下和层级体系，并论述如下。
2.1满天星斗
约从1万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狩猎与采集向种植与畜牧过渡，人口明显增长，聚落体系诞生；伴随着农业革命及相应的居住革命，人类合作分工的规模扩大，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产生了“国家”这一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应地出现了新的聚落形态——城市。中国早期人居起源的时代，是从“聚落”到“城邑”的时代。复杂社会的形成是聚落形态、结构复杂化的原动力，聚落-城邑体系成为早期国家进行地域管理与政治统治的工具。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人们就将天文地理的相关知识融合到对空间的控制与经营之中，以顺应自然、合乎“天道”，并将宇宙图式落实在聚落空间构图中，萌生了早期的“规画”技术方法。
早期城市文明和规画体系高度依附于其所在地理单元的自然特质。苏秉琦将全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1)陕豫晋邻近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其中，陕豫晋邻近地区是文明肇始以来我国的腹心地区，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其他的各个文化区相对独立，也均达到过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使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裂变”外，彼此也有比较密切的竞合关系，区系间文化要素兼容并蓄，在铜石并用时代后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空间格局[2]。
2.2体国经野
随着历史的演进，“城邑国家”逐渐复杂化，城市等级体系不断明确；如何增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聚落的控制、维系政治和经济的空间网络，成为关键治理难题。面对这个挑战，商代通过设置城邑，“以点带面”地控制国土空间、“步步为营”地扩大控制区域。而其后的西周，由于中央政权的军事政治体量不足以直接管控广大的被征服地区，为了激发徒属的积极性、实现对大体量空间的总体控制，统治者采用分封制思路，利用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实现政治的统合延续。
商周两代的广域空间治理思路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城市体系的布局落子、连点成线，进而控制广袤国土。周代较商代更强调了城市的等级属性，通过礼制规定，明确政治性的城市等级分布，从规则层面保障国土经营的总体秩序。动态的历史实践与成文的城邑秩序相结合，最终形成以城市为核心、以“国(城)野(乡)二元”为特色的“体国经野”技术方法。
尽管还没有出现类同于官僚制国家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先秦时代的区域交通在“满天星斗”的文明变迁和其后“体国经野”的分封体系下不断发展，水陆交通干道扮演着文明交流和资源运输廊道的重要角色。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山前廊道”贯通了“河南”“河内”及“河北”地区，长期充任物资转输和南北向武力输送的廊道；“太行诸陉”道路体系沟通“河东”与“河内”地区，在盐矿、铜矿等资源运输上至关重要，如晋南与洛阳盆地之间的“虞坂颠軨”道、“中条浢津”道、“轵关陉”道3条主要道路；关中盆地、豫西地区与江汉平原之间至少存在东路、中路与西路3条联络干线，形成了武关道、方城路、三鵶路等关键支路，以及义阳三关等核心要隘[3]；“夷夏”“东西”之间的文化互动通过东西向的河流水系实现，古济水与淮泗水网成为“夏”与“东夷”“淮夷”之间沟通的要道[4]。这些水陆干道和要津险隘在“大国山河”体系中的控制作用绵延至今。
2.3郡县天下
秦国依靠军事优势平灭东方六国，把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郡县体制自上而下地推向新附之地，形成了极具成长性的郡县制城市体系(图1)。城邑体系之规划呈现出服务于大一统帝国治理的特征，郡县制下的城市成为广袤帝国的统治据点，整合了行政、军事、经济、文教等功能；交通干道充当帝国施行政令、聚敛经济的“大动脉”；都城规划也形成了适应帝国政治思想文化新需求的新规制。
汉代经过“郡国并行”的磨合调整，向心性认同不断巩固，以“城”为枢纽控驭国土空间的策略成为朝野共识，对“大国山河”的认知与改造实践走向成熟，真正形成了以天下城邑为核心、交通网络为经脉、山川界域为限定的国土空间构架，城市体系作为一种广域治理工具被正式纳入国家制度，成为“大一统”认同的空间载体与制度灵魂。
从汉高祖统治时期起，“营邑立城”就已经堪称一项基本国策——向内是“编户齐民”治理模式的空间表现；向外是巩固新拓疆土的军政手段。相较于先秦“列国争霸”时期的多头发展，汉代城市的分布范围大大扩张，城市的体系化程度明显增强，《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极盛时期共有郡国103个、县1314个、侯国241个。继起的东汉，城市数量稍逊一筹，但也保持了总体规模，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东汉有京畿2个、州13个、郡105个、县1181个，以城市的最高等级治所来衡量，东汉有都城2座、州城11座、郡城92座、县城1075座。可以说，“大汉”的城市体系支撑着东方文明达到了空前高度。
秦汉对“大国山河”的空间规画与大一统意识相伴相生，与国家治理体系相辅相成，可谓对我国后续历史影响最深远的规划宏略。
2.4层级体系
自秦汉郡县体系成型以来，“大国山河”和统一意识便成为不能绕过的治理命题。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延续了郡县体系中“网络化、层级式”规画的精义，也为广域空间治理赋予了更多内涵。
经历了汉末以来的长时间分裂，隋王朝重建了全国范围的统一格局，开浚以东都洛阳为支点的南北运河体系，使大国山河体系与全国性的治理体系再次实现重合；其后的唐帝国更是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峰，从太平洋西岸到亚欧大陆的腹心地区都笼罩在它世界性的文化光芒之下。《新唐书·地理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分为15道，计有郡、府328个，县1573个；有都城2座、道级治所城市12座、郡城328座、县城1564座(不包括羁縻州内的城市)。尽管其后历经五代乱世和两宋时期的分裂，“大国山河”格局犹在，城市体系和城市网络绵延存续，促进了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
元帝国混一区夏，疆域空前广阔，欧亚陆上交通畅达，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民族间文化融合都达到空前规模。为管理广大占领区而设立的地方军政机构——行中书省，伴随着国家建设逐渐行政化、制度化，成为我国今日三级行政区划的最高级——省的前身。为了深度控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元朝建设京杭大运河以承担国家级运输职能，带动了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发展海运和海上航行贸易，推动城市经济与文化形成开放格局。这些举措，都是依托“大国山河”体系，有意识地开展空间治理、建设“世界性帝国”的时代写照。
明代开展大规模建城运动，都城与地方城市之发展臻于鼎盛。在这段时间“纲维布置”的都府县城与军事屯戍城市体系，是我国近现代诸多城市核心区的直接起源；与此同时，弱行政属性、强商业属性的市镇得到长足发展，某些专业市镇的繁荣富庶程度甚至超过了其所在行政区划的治所城市。明清两代，无论京畿地区的区域规划，还是地方城市的体系化经营，抑或是乡贤文士对基层市镇的着意营造，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念和方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