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山河规画传统的内涵
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城市体系与山川网络深度互动、多元关联，“大国山河”规画传统不断深化。城市作为人类重要的聚居场所，是人认识自然环境的据点，也是不同尺度的“山-水-城坐标系”之“原点”，从城市出发认识山川的过程，持续赋予自然空间以人文秩序；而随着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地理、测绘等知识的积累，广域自然地理格局和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被勾勒得愈发清晰，古人深刻地认识到城市等级高低与山川界域广狭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有意识地运用“形势”理论布置城市网络上的重要节点。
“大国山河”是治国大计的空间体现，与“地势坤”之“势”直接关联，赋予其具体的形态，蕴有文化的内涵。无论是“从城市到自然”的认知外推，还是“从自然到城市”的经略布势，“大国山河”规画体系都在国家治理、文化聚合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塑造着广域景观体系与人文情感特质。
3.1以城市为核心，确定区域空间秩序
城市坐落于山水之中，是在自然山川基础上建立的人间秩序。然而一旦城市建立，周边的自然山水即成为以城市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的组成部分。古人以城邑聚落为核心认识周边的山川界域、地产风物，使得自然空间浮现出文化概念、文化概念锚固于自然空间。
早期文明已经开始自觉地以城市(聚落)为核心确定区域空间秩序，“九州”观点就是这种实践的代表——将面积约当三千里见方(商周时代1里合400余米)的早期文明核心区域划分为大致呈现“九宫格”格局的“九州”，每一“州”之中有其代表性的山镇、泽薮、川浸(即山、湖、河、泽等代表性要素)，区域的划定与核心自然要素的选择，以当时的人类聚居格局为核心，这也使得九州叙事下的“大国山河”体系，实质上是古代先民与自然环境互相塑造的关系之写照(图2)。
秦代统一列国，将“九州”置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权统治之下；汉代更是通过不断的武力拓张，将“中国”的空间概念从“方三千里”拓展到“方万里”，自此“山川界域”思想不断延续，且其基本尺度、等级次序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宏观层面，以都城为原点，以城市体系为基准，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自上而下层层控制，体现了城市体系对国土空间的统率性，明确了都城相较于地方城市的核心地位；在地方的不同空间层次上，以中心城市(府城、县城)为原点、确定周围山水城镇的位置关系，形成了次序分明的“山-水-城”极坐标系。极点通常是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由极点观察，次一级聚落或山水被赋予一定的方位角和距离。
“规画”视角下的行政区划以不同等级的治所为圆心，以相应统治能力为半径，遵从“山川形便”原则，将国土画为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图3)。构成治境、辖域的“大环”之半径，代表着从治所(圆心)可望、可控的空间范围[7]。理想状态下的府境是以府城为中心、半径150里上下的圆；县境是以县城为中心、半径50里上下的圆。
3.2以山川体系为网络布置重要节点
古人既以城市为核心理解山川界域，又以山川为网络“整理山河”、布列城市，对自然空间脉络的理解日益加深，逐渐形成“山川形势”理论——不同规模的聚落对应不同尺度的自然“形势”，并形成体系特征。通常，理想的城市选址必于山水“大聚会”处，山川的“聚会”越多、自然脉络越深湛、地理形势越广阔，所承载的聚落等级越高。这一规律贯穿了从京畿、省城、郡府城、州县城到市井乡村的聚落等级体系。相应地，人居基址也都以“聚”的大小别其优劣，“方圆曲直”的山川之“形”与“远近高低”的山川之“势”，影响着人居的规模、形势与体量。
唐宋以来，“龙脉”成为审视宏观尺度人居体系与政治秩序的新视野，极大地影响了“大国山河”观念的传播和广域空间规划的开展。按《撼龙经》的说法，居“天下中央”的须弥山生出4条“龙脉”，其中南方之“龙”进入中国，形成山脉骨干体系，进而与长江、黄河等水系相互作用，形成大小不等的郡县、都邑、市镇；《疑龙经》则强调山川体系的等级与治所城市、行政辖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即“龙分枝干”，“龙脉”的层次反映了地理单元的层次和聚落的等级，从都城、地方城市到县城、市镇的聚落体系，无不镶嵌在层层分支的“脉络”之上[8]。
由山川脉络考察城市体系的视角，是古人理解城市聚落与其所在地理单元之关系的一种思路。同时，这种“网络化”的观点也是古代层级严整、脉络鲜明、政治指向明确的空间治理思路的体现(图4)。
3.3实现空间治理与人居营造的整合
“大国山河”体系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支撑性作用，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标识。在中国城市网络与政治体系中，城市既是区域控制的中心，也是交通控制的节点，被山川界域限定、由交通网络连结的城邑体系构成国家治理的空间骨架，城邑之间存在较为明晰的功能区分、等级次序及空间联系。作为城市体系核心节点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是集中物化的国家政权形式，古代都城规划表面上看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的反映。京畿地带和都城系统之营造是国家城邑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都城规划注重完整、严肃的礼制系统建设，“非壮丽无以重威”，经天纬地、象天法地、建中立极、营宫立庙等方法都是都城规划的重要环节[9]6-8。
在保障治理体系的同时，“大国山河”空间网络也是我国古代人居营造，特别是空间美学营造的基础。秦汉以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对地理环境认知的深化，促进了诗境、画境与人居环境的交融。唐宋以来，山水诗中往往寄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人居理想；宋代士大夫以“格物”的态度探析山水、人居与心灵世界的关联，以相对自觉的群体意识投入绘画中，使“文人画”这一艺术实践与多尺度的地景设计相贯通[10]。文人旨趣与社会理想自唐宋不断传承，落实在文人主导的区域营建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山-水-城”思想，并在明清时期臻于完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多尺度景观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