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观与佛寺树种多样性和选择偏好——以山地城市重庆主城区为例
摘要:宗教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要作用。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是主要宗教派别,二者的起源和核心思想有较大差异,目前对道教和佛教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及其对树种的选择偏好的研究有限。实地调查了我国最大的山地城市——重庆主城区所有的道观(11个)和佛寺(39个)及其周围植被的树种组成,对比了二者树种的组成特征与地理来源间的差异,
并分析了区域环境对寺观树种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1)重庆主城区寺观及其周围植被保存有树种82科193属329种,包含32种珍稀濒危树种和214种乡土树种;
2)道观及其周围植被的宗教树种比例(16.0%±0.96)显著低于佛寺(42.0%±0.17);
3)道观宗教树种的地理来源热点区域为四川、湖北和浙江,佛寺则为四川、贵州、云南和广东;
4)道观内部的树种相似性低于佛寺,但道观内外部的树种相似性显著高于佛寺;
5)道观树种多样性与城市化率为负相关关系,
佛寺树种多样性与佛寺面积和建成时间为正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表明:
1)重庆主城区寺观园林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2)道教倾向于选择与周边植被相融合的树种,佛寺则倾向于固定的(符合佛教教义的)佛教树种;
3)道观树种多样性主要与城市化率相关,佛寺则主要与其本身的面积和建成时长相关。
![重庆道观与佛寺树种多样性和选择偏好](https://img.penjing8.com/202310/30/134459941.jpg)
宗教在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中起重要作用[1],具有除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外的第三种功能——生态功能[2]。通过宗教传播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多个层次发挥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3]。很多地区都有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圣境[4],比如中国的云南和西藏等地[5-6]、印度的北阿坎德邦、马来西亚地区及部分欧洲国家地区[7-10],这些圣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濒危树种和古树名木有益[11],表明宗教信仰与生态系统的管理密切相关。
不同宗教核心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其植物选择偏好不同,而这种差异可能加强了对部分物种的保护和传播。在印度的佛教文化中,除“五树六花”外,还对其他榕属(Ficus)树种有所偏好[12];伊斯兰园林的植物则不同,《古兰经》中描写的天园花香四溢、鲜果飘香,因而伊斯兰园林的植物多选用无花果(Ficuscarica)和柑橘(Citrusreticulata)这样的果树,以及紫罗兰(Matthiolaincana)和茉莉花(Jasminumsambac)等芳香开花植物[13-14];基督教也有其特定宗教含义的圣树,如无花果、北美香柏(Thujaoccidentalis)和苹果(Maluspumila)等,其中无花果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通过传教士被引种到世界各地[15]。
可见,宗教对物种的偏好保护了部分物种,也加速了部分物种的传播,这本身就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益,但目前对不同宗教的树种选择偏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价值的比较研究较少。
可见,宗教对物种的偏好保护了部分物种,也加速了部分物种的传播,这本身就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益,但目前对不同宗教的树种选择偏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价值的比较研究较少。
中国是多宗教国家[16],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是主要宗教派别,有8000余座道教宫观和34000余座佛教寺庙以斑块形式存在于各类景观中[17]。但二者的核心思想、起源和传播路径都有差异: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源自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大道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使其在环境的营造与植物的选择上追求自然化,倾向于就地取材[18],因而道观中可能存有大量乡土树种。
佛教属于外来宗教,约在2000年前从印度传入中国,逐渐实现本土化,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派别之一[19]。不同于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佛教更为注重宗教氛围的烘托,并且具有自己的宗教植物如“五树六花”等[20],因而佛寺在植物物种的配置上有一定的程式,相比于道教,佛寺可能有更多珍稀树种和热带树种。并且,寺观园林所占面积虽然有限,但造景家通过借景等手法营造形有尽而意无穷的寺观园林意境,其中植物就是重要元素[21]。可见,道教和佛教是绝佳的不同宗教树种选择偏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差异性比较的研究对象。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这2类宗教在植物的选择偏好上可能具有差异,并表现为物种组成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差异。
佛教属于外来宗教,约在2000年前从印度传入中国,逐渐实现本土化,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派别之一[19]。不同于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佛教更为注重宗教氛围的烘托,并且具有自己的宗教植物如“五树六花”等[20],因而佛寺在植物物种的配置上有一定的程式,相比于道教,佛寺可能有更多珍稀树种和热带树种。并且,寺观园林所占面积虽然有限,但造景家通过借景等手法营造形有尽而意无穷的寺观园林意境,其中植物就是重要元素[21]。可见,道教和佛教是绝佳的不同宗教树种选择偏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差异性比较的研究对象。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这2类宗教在植物的选择偏好上可能具有差异,并表现为物种组成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差异。
我国关于寺观的相关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建筑布局、景观和植物文化,而关注寺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就二者对树种的选择偏好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的差异而展开的研究也较为缺乏。重庆主城区地貌与生境类型丰富多样,地区文化多元且独特[22],既有典型的城市型寺观,也有山林型寺观[23]。本研究实地调查了重庆主城所有道观(11个)和佛寺(39个)及其周围植被的树种组成和群落特征,厘清了寺观树种资源的保存现状,比较了道观园林与佛寺园林的树种组成特征;并比较寺观周围植被与寺观内部的树种组成和群落特征,以分析寺观内部植物组成特征与周围植被的相互影响;本研究还对比分析了寺观树种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以明确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对寺观树种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差异,加强对文化-生物多样性协调关系的理解,结合寺观之间的异同,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寺观植物资源,为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提升城市绿化水平提供新思路。
1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调查样地
调查样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重庆主城区(106°14′36″~106°59′53″E,29°7′44″~30°11′21″N)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地处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地带。地貌以丘陵和低山为主,海拔为150(渝北太洪岗)~1460(渝北华蓥山)m。年平均气温为18℃,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7.6℃,年平均降雨量1123mm[24],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5]。
1.2研究方法
1.2.1道观和佛寺基本信息获取
重庆主城区的寺观名单来自国家宗教事务局(http://www.sara.gov.cn/),本研究共选择重庆主城区所有取得国家宗教场所许可证的11个道观与39个佛寺进行实地调查。记录寺观建成年份与恢复重建年份,使用手持GPS(型号:GarminGPSMAP78s)获取寺观经纬度和海拔。在谷歌地球软件(Pro7.3.2版本)中输入经纬度定位至寺观,用标尺框选多边形,测量获得寺观围墙内的总面积。寺观周围景观的城市化率使用距目标寺观经纬度中心1km范围内的不透水地面比例(不透水率)表达[26]。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下载分辨率为30m、云量较少的重庆主城区遥感影像图(时间为2019年3月),先后在ENVI5.1软件、ArcGIS10.2软件中进行处理,叠加分析提取各寺观样地的不透水率,以体现城市化率[27]。
1.2.2道观和寺庙植物调查
在寺观建筑围墙内(以下简称“寺观内部”),对高于1.3m的所有树木进行调查,记录树木的大小和物种信息。对于没有明显主干的灌木或小乔木将其记为“1丛”。对调查时难以确认的树种采集标本,参考《重庆维管植物检索表》和《中国植物志》等工具书进行鉴定[28-29]。
为了与寺观内部进行对比,对紧挨着寺观周围植被的物种组成进行样方调查,样方面积为20m×20m。寺观周围植被包含人为种植的人工绿地与自然或半自然生长的林区,记作寺观外部,调查方法同寺观内部。
1.2.3树种信息确定
树种中文名、拉丁名、科、属、生活型和原产地以FloraofChina(FOC;http://foc.iplant.cn/)为准。将原产地在国外的树种称为国外树种,原产地包括中国但在重庆无自然分布的称为省外树种,在重庆有自然分布的称为乡土树种。受威胁等级等信息以《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为依据[30],将树种划分为易危、濒危和极危3个受威胁等级。
本研究通过查询文献和书籍资料,收集各树种宗教文化含义。其中,将道观中具道教文化含义(道教寓意和道教用品等)的树种称为道教树种。将佛寺中具佛教文化含义(佛教寓意和佛教用品等)的树种称为佛教树种,其中“五树六花”(除草本植物)和来源于佛教发源地的佛教树种称为原始佛教树种,其他佛教树种称为替代佛教树种(替代佛教树种是在原始佛教树种不适宜当地环境时,从当地或附近地区选择的与原始佛教树种形态特征相似、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树种)[31]。道教树种和佛教树种统称为宗教树种。
1.2.4数据处理及分析
本研究所有统计分析和绘图在R语言(4.0.5)中完成,相关指标及数据处理分析方式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