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国际经验

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国家公园的启示

 

摘要：对于多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不宜采用禁区式的保护形式，必须既满足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又尽可能与人类活动相协调，因此需要适时、适地、适策的适应性管理。综述了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概念和框架，分析了适应性资源管理、捕猎管理和影响管理3种类型，以保护地、非保护地2种典型模式进行案例分析，从原则、对象、体系和路径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管理框架，以及其在法律法规、规划规范、科研监测、多方合作上的应用，以期为《国家公园法》提供参考，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依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野生动物的保护成效是比较成功，甚至国际领先的，既有2001年我国确定的13类陆生动物数量全部实现恢复性增长①，也有朱鹮(Nipponianippon)这样在中国“起死回生”而在日本完全灭绝的个案。这些成功的保护实践大多体现了物种栖息地适应性管理的思想。如朱鹮保护的30余年间，管理机构结合不同时期的种群数量、生存现状和保护需求，灵活调整了保护措施，实现了原住居民生产生活和朱鹮保护的和谐共生[1]。但在法律和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主导者专业性不足和当时的抢救性保护思想，反而形成了《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力图禁止人类活动且一刀切的条文，违背了科学保护的原则[2-4]。

 

这样的条文对现实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给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带来了阻力。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基本是同步的(均始于2015年)，而后者对前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环保督察以《条例》为依据，但划禁区、一刀切的《条例》不仅在现实中难以严格执行，而且一旦严格执行反而可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产生消极影响②。严格说来，《条例》等法规是到2017年环保督察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事件后)，才开始对自然保护区的严格管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③。然而，《条例》中一些违背科学保护原则的条文使许多地方对自然保护区乃至国家公园“敬而远之”，出现了多个自然保护地不愿被纳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情况。而且，2021年发布的《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GB/T39736—2020)等标准规范的制定，仍然没有摆脱《条例》的不良影响。

 

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国家公园法》即将成形之际，以适应性管理理念和国际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经验为《国家公园法》提供参考，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及国家公园相关规范标准等在今后的修订中，都有必要体现适应性管理思想[5-6]。

 

1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理论基础

 

1.1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概念框架

 

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主要根据需求信号变化不断调整保护方式和强度，以协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7]7-8[8]。相对于封闭式、一刀切的“堡垒式保护”(FortressConservation)，适应性管理更适于应对不确定性较强、复杂性较高的自然生态系统，并降低其保护管理成本。20世纪60年代，适应性管理最早出现在渔业管理领域。1978年，Holling在《适应性环境评估与管理》一书中提出了适应性管理的概念[7]7-8；Walters利用数学模型测度了适应性管理行为，并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8]；Bormann等将其定义为“从管理结构中学习以改进资源管理的系统迭代方法”[9-10]；Memarzadeh等则认为它是一种通过实践来学习、以反映最新观察结果的管理方法[11]。

 

 

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主要依据野生动物的保护需求信号变化，通过试验、实践和学习的迭代，不断优化管理分区、措施和强度，以协调资源保护与人为活动的关系⑤。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作用之一在于降低不确定性：

1)由于气候变化、人为干扰等外界环境变化导致的生境改变；

2)由于野生动物生活史变化产生的保护需求变化，例如野生动物迁徙、洄游等行为会产生较大的空间流动性，进而对同一空间、不同时段的资源保护状况产生不同要求[12-13]。

因此，开展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意义在于：

1)不断适应外界环境和野生动物生活史的需求变化，提升保护成效；

2)灵活调整栖息地保护措施，降低管理成本；

3)妥善协调野生动物与周边人类活动的关系，减少保护利用冲突，或利用共生关系改善保护效果⑥。

 

早在20世纪末，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U.S.FishandWildlifeService，FWS)就开展了针对绿头鸭(Anasplatyrhynchos)的适应性管理项目[12]。21世纪以来，对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呼声不断提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斐济等多个国家已开展了相关试验[14-18]。在操作层面，适应性管理有其特定的方法和步骤，如Murray提出了基于问题界定、方案设计、执行、监测、评估和改进六大要素的操作模型[19]；Ashton将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过程分解为场景分析、目标设定和模型构建等步骤[13]。

 

1.2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类型

 

根据保护目标和管理对象的差异，可将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分为适应性资源管理、适应性捕猎管理和适应性影响管理3种类型[13](表1)。

 

1)适应性资源管理(AdaptiveResourceManagement)主要通过调控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以营造适宜的栖息地。例如，由于产卵点被水利工程阻断，美国勒木河流域的强壮红点鲑(Salvelinusconfluentus)面临种群数量下降的问题，Andrew等针对性地提出了4种适应性管理的假设，以判断栖息地重连和恢复的最优季节与位点[20]。这其中的需求信号是保护对象生活史变化，适应性措施是连接溪流。

 

2)适应性捕猎管理(AdaptiveHarvestManagement)一般以调控种群数量、结构或状态为目标。例如，褐头燕八哥(Molothrusater)会寄生在濒危动物科特兰林莺(Setophagakirtlandii)的巢穴中，显著降低了科特兰林莺幼鸟的存活率。Nathan等在美国密西根下半岛短叶松林展开监测，逐年减少猎杀褐头燕八哥的陷阱数量，最终停止褐头燕八哥控制计划，为其他项目腾挪管理资金[21]。这其中的需求信号是褐头燕八哥与科特兰林莺的数量关系，适应性措施是对褐头燕八哥数量的控制强度。

 

3)适应性影响管理(AdaptiveImpactManagement)主要调控野生动物栖息地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22]。例如，美国洪堡海湾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HumboldtBayNationalWildlifeRefuge)通过季节性禁牧措施协调鸟类保护与牧民生产生活的关系：每年12月—翌年4月候鸟越冬期间禁止放牧，5—11月候鸟迁走后允许放牧[23]。这其中的信号是候鸟越冬需求，适应性措施是对放牧区域的动态管理。

 

依据是否以学习作为目标，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又可分为主动型(Active)和被动型(Passive)两大类。前者以学习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之一，后者不是。从操作流程上看，主动型一般会提出多种假设并试验，以达到认识系统的目标，因此管理成本较高、耗时较长；被动型通常只提出一种假设并试验，以解决问题为主，管理成本相对较低、耗时较短[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