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体系构建
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及国内外规划实践的总结，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构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规划途径，包含对重要生态源地的保护、连通性的提升、控制边界与管控分区划定、自然生境的引入和恢复等。具体策略如下
1)核心保护。
首先对具有最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进行保护，尽可能保证核心物种与生境空间的完整性，避免进一步受到人类建设活动的侵占，从分级角度提出不同强度的管控政策。同时结合“再野化”理念，在高价值和潜力区域划定留野空间，降低人类干扰程度，开展被动式管理，保护与营造城市区域中的野性自然[32]。
2)提质增绿。
二绿地区是落实北京减量增绿目标的重要承载地，减量任务占全市60%左右，因而优先提升更具有生态价值的区域在此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生境条件差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达到“提质”目标；通过对低建设区域适度腾退和生态恢复，达到“增绿”目标，并尽可能增加以绿地和水体为核心的生态绿地系统布局[5]，从生物多样性角度为城市腾退与增绿用地的划定提供支撑。
3)网络连通。
众多学者认为，城市生境的破碎化虽然可能增强了异质性，但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动物的迁移和生存[33]，大大降低了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尤其是鸟类的多样性[34]。因此，针对城市环境下生境碎片化、孤岛化的特点，提出规划建设生态廊道，加强城市生物群落之间的连通性，提高物种交流，扩大种群栖息、繁衍和扩散面积，从而提高总体生物多样性水平。
2.1核心保护区域识别与分析
提取1.3.4节中鸟类多样性与生境质量叠加后综合指数最高的区域(数值9)作为生物多样性核心保护区。对北京地区鸟类保护的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公园周边200m范围内绿地面积比例会显著影响繁殖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35]。因此，本研究在核心区外划定宽度为200m的缓冲区。此外，将仅鸟类多样性高或仅生境质量高的斑块，作为次一级的源地控制区进行管理保护。最后结合上述成果，将管控区内部及周边面积≥10hm2的公园或其他绿地作为生态留野区的选址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在该范围内划定不小于1hm2的生态留野区，并实行封闭式管理。
基于上述原则，遴选出核心保护区43.88km2(其中核心区16.51km2、缓冲区27.37km2)，占总面积的1.8%，主要位于沙河水库、翠湖湿地公园等；源地控制区共386.72km2，占总面积的15.6%，包含了西北部浅山区域、北部南北沙河周边等区域；共划定生态留野区选址范围28处，分布在沙河水库、温榆河公园及南海子公园等区域内(图6)。
核心保护区域基本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的河流沿岸与浅山地带，分布趋势西北多、东南少，南部及东南区域仅分布有零星斑块。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新区发展背景下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生态用地快速缩减。这些区域将成为未来二绿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敏感区域。
2.2提质增绿区域识别与分析
鸳鸯(Aixgalericulata)是北京市平原地区具有典型性的小型鸟类，一对鸳鸯在城市环境中成功繁育6只雏鸟所需栖息环境面积约为0.12km2[36]，因此在提质区域的划定中以栖息面积需求较小的鸳鸯为参考标准，以0.1km2为最小斑块面积可以较全面地筛选出所有有效的潜在提质增绿区域。
对于飞行能力较强的大型鸟类而言，以典型代表灰鹤(Grusgrus)为例，其喜好在靠近水源858.86±29.39m的距离内栖息[37]，因此将筛选距离最远定为1km可以较好地覆盖北京多数依托林地、水源等生境条件栖息的鸟类的潜在活动范围。综合以上信息，本研究提取鸟类多样性和生境质量高值区，或是水域及水文敏感区周边1km距离内，单位面积大于0.1km2的斑块作为提质修复区域。而其中具备拆除可能性的低建设用地作为腾退后的增绿区域(图7)。
对于飞行能力较强的大型鸟类而言，以典型代表灰鹤(Grusgrus)为例，其喜好在靠近水源858.86±29.39m的距离内栖息[37]，因此将筛选距离最远定为1km可以较好地覆盖北京多数依托林地、水源等生境条件栖息的鸟类的潜在活动范围。综合以上信息，本研究提取鸟类多样性和生境质量高值区，或是水域及水文敏感区周边1km距离内，单位面积大于0.1km2的斑块作为提质修复区域。而其中具备拆除可能性的低建设用地作为腾退后的增绿区域(图7)。
基于上述划定原则，遴选提质区域共计708.82km2，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28.6%。其中生态用地中的提质区域324.13km2，建设用地中的提质区域384.69km2。遴选出潜在增绿区域113.59km2，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4.6%。
将上述区域与用地现状进行比对发现，提质修复区主要覆盖了大片的农田与零散的林地区域。虽然北京开展了“百万亩造林”运动，林地面积有所增加，但新增林地以人工林为主，生态效益较弱。此外，城市近郊的农田是许多物种的栖息地与觅食地，但当前对于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尚有不足，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2.3生境网络识别与优先级判断
生境网络可分解为具有核心保护价值的生态源地、起连接作用的生境廊道、具有踏脚石作用的生态节点[38]，以及与现状道路或建设发生冲突的廊道堵点。在ArcGIS中提取鸟类多样性与生境质量“双高”区作为生态源地，依据生境质量评价时设置的阻力参数(表2)构建综合阻力面，利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linkageMapper)和Circuitscape软件，识别关键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节点。最后在ArcGIS中提取研究区域内公路和高速路数据与廊道结果进行叠加，得到廊道堵点。
基于上述划定原则，遴选出生态廊道共28条，其中一级廊道2条，分别为西南永定河生态廊道和东北温榆河-北运河生态廊道；次廊道1条，为南部凉水河-北运河廊道。重要生态节点18处，主要分布在河流及周边区域。生态堵点25处，其中永定河共6处堵点，南北沙河-温榆沿线共8处堵点(图8)。
二绿地区生境网络与水系高度契合，呈现出环状的空间形态，一级廊道连接了浅山区域、温榆河和永定河，总体呈半包围态势，东南部分虽有凉水河作为二级廊道，但由于生态源地较少，总体廊道生态效益较弱。生态节点结果与总体生物多样性评价结果相吻合，一些关键节点如通明湖、南海子是南部区域总体廊道结构的重要支撑。生态堵点的结果则表明交通建设对当前生态廊道的总体连通性影响较大，需降低其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