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融构：近代北京公园建设的先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海外公园、动物园、博物院、农事试验场等场所的考察与记载，成为北京万牲园建设时的理想形象与原型。但其在营建过程中并未呈现出脱离原址的单一形式模仿与移植，而是取农事试验场、公园、博物院等“文明城市”必要设施的功能内核，以传统造园手法为基础，完成面向公众的综合性场所营造。使得其内既展示了当时京城未有之新鲜事物，又包含本土化的游览风俗，成为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此也开启了北京近代市民休闲理念与生活方式转变的风潮，成为传统名胜以外的新型消闲与游赏场所。
1910年，万国改良会代表丁义华在《大公报》中提出：为了“洗刷人胸中的浊闷，增长人活泼的精神”，除万牲园以外，应该在北京城里东西南北各设一公共花园，用以加强国民三育“体育、智育、德育”的精神建构。并具体提出“先农坛、地坛、日月坛以及别的大庙宇地方”已经具有公园的雏形，只要“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这也是民国时期北京将坛庙开辟为公园的先兆[36]。同时其在文中也阐述公园布置之法(表1)，有亭台楼阁等景观性设施的置入，也有以强身健体、陶冶情操、启迪民智为目的的陈列馆、音乐所等设施的建设。
这些功能与设施延续了万牲园的建设经验，又进一步强调通过对传统空间的再利用，达到引领大众进入更加“文明”生活的目的，发挥“公园”培育社会精神之功能。因此万牲园也是北京民国时期以传统空间为基础，整合游憩休闲、教育科普等功能的公园建设范本，体现了北京近代化过程中接纳西方经验进行本土化建设之时的融合与创新。
这些功能与设施延续了万牲园的建设经验，又进一步强调通过对传统空间的再利用，达到引领大众进入更加“文明”生活的目的，发挥“公园”培育社会精神之功能。因此万牲园也是北京民国时期以传统空间为基础，整合游憩休闲、教育科普等功能的公园建设范本，体现了北京近代化过程中接纳西方经验进行本土化建设之时的融合与创新。
在进入民国之后，万牲园由农林部接收管理，陆续增设树艺科、园艺科、病虫害科等，强调其作为农业研究与展览场所的功能，并对园内亭台楼阁进行修饰。后续几经改组与周折，园内基本保持清末的空间结构，承担着游览与科研场所双重功能；但是在1945年日军占领之后，损毁严重；日军投降以后由北平市农林实验所对场内的建筑、植物、动物等进行整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又重新修缮开放。
综上可知，现今的北京动物园是经历各个历史时期层积之后的“共时性”呈现，包含有多重物质与文化遗存，对其不同时间切片下建设特征的考察与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辨析场所历史价值。本文从个案的建设缘由、营造手法与特征等层面探讨了作为北京公园发端的万牲园，其营造结果中折射出来的近代北京接纳“他者”经验进行物质建设之时的理念，即融合传统的本土化建构。
同时，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外埠城市受租界影响的移植式公园发端相异，近代北京公园呈现为外来文化冲击下保留本体特征的内发式转型。以此为出发点可以重新审视近代北京园林发展中，物质空间建设结果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为理解北京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提供新研究视角与解读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