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与分析
2.1浙江文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
统计不同类别文保单位在各时期的数量，计算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扩散程度(表1)，同时将各时期的文保单位与自然环境中进行叠加(图2)。总体上，近代之前的文保单位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分布也随之不断扩散，并在明清时期达到数量与分布范围的最大值；在空间上，分布在滨海平原、河谷盆地的文保单位显著多于丘陵地带，
且各自区域的集中度不断降低。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保单位以古遗址为主，多为古人类聚落遗址，集中于杭嘉湖一带；由于时间跨度相对较小，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少，仅75项，占比6.45%，以古遗址、石窟及石刻为主，逐渐向滨海平原及内陆盆地扩散；宋元时期的文保单位以古建筑为主，分布较广，显著体现于其在滨海平原数量的增加；明清时期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多，共642项，占比55.20%，以古建筑为主，分布最广，尤其体现在内陆盆地数量、密度的高度增长；由于距今较为接近，且时间跨度最短，近代以来的文保单位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共214项。
统计不同区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数量(表2)，并计算其区位熵和不平衡指数(表3)。其中，杭嘉湖—宁绍平原区的文保单位最多，其在史前至先秦时期的集中度最高，主要集中于杭嘉湖一侧，明清时期的集中度则有所降低；浙西丘陵区的文保单位最少，仅在史前至先秦时期和宋元时期的集中度较高；金衢盆地、浙东丘陵及浙南丘陵区的集中度逐渐上升，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温台沿海—岛屿区的整体集中度为各区域最高，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时期的集中度则明显下降。
整体而言，文保单位随时序演化自北而南逐渐扩散，其中各沿海平原与金衢盆地相较丘陵地带呈现显著的集中性；在类别上，古建筑与其他类别的文保单位逐渐增加，而古遗址、古墓葬，以及石窟、石刻，则呈现出较弱的规律性，其中位于天目山山麓数量较多且年代交替的史前时期遗址则表现出浙江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重要地位[26-27]。
2.2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联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营建活动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从地形地貌和距水距离两方面开展比较分析，探究自然环境与文保单位时空格局的关联。
2.2.1与地形地貌的关联特征
浙江省文化遗产空间主要分布于面积较大的滨海平原和内陆盆地，以及由怀玉山、仙霞岭、洞宫山三支山脉分割出的大量山间河谷平原，其分布与地形地貌的平坦程度高度关联。
根据海拔差异[24]，将文保单位与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图3)。总体而言，浙江省文保单位分布随着海拔的逐渐增高，遗址点数量不断减少(表4)。大部分文保单位分布在200m以下的平原区，占比达87.19%，极少数明清及近代的文保单位会分布在超过500m的丘陵低山地带，其中位于丽水市的龙南菇民建筑群海拔最高，超过1100m；西南部仙霞岭和洞宫山一带的文保单位具有聚集性，这是由于地处浙闽交界地带，是历代交通与军事要地，因而保存了一定数量宋元及明清时期的古道、古建筑群、梯田等。
类型上(图4)，以居住生活为功能的建筑类文保单位主要分布于城镇与村落，平均海拔较低；而基于宗教文化和生产交通等特定功能衍生的石窟石刻、窑址、矿址、古道等文保单位的平均海拔则相对较高，且平均海拔随时代的发展而升高，体现了经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类型上(图4)，以居住生活为功能的建筑类文保单位主要分布于城镇与村落，平均海拔较低；而基于宗教文化和生产交通等特定功能衍生的石窟石刻、窑址、矿址、古道等文保单位的平均海拔则相对较高，且平均海拔随时代的发展而升高，体现了经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此外，将坡度分为5个等级与文保单位进行叠加(图5)，并统计不同坡度带的文保单位数量(表5)。
分析可知，文保单位随着坡度的增加分布呈减少趋势，大多分布于坡度＜15°的平坦区域，占比接近90%，当坡度≥15°时，文保单位数量急剧减少。类型上(图6)，石窟与石刻类文保单位的所处坡度最高，多处于风景壮美的丘陵崖壁区域；建筑类文保单位在近现代时期海拔分布最低，这与近代以来的代表性文物建筑大多集中于城市有关；古遗址类文保单位类型较多，其中唐代以后大多为窑址、矿址，性质上与此前不同，其所在的坡度特征也有所差异；古墓葬分布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坡度最低，这与平原早期人居活动范围较为集中有关。
整体上，文化遗产空间主要分布在坡度＜15°的杭州、绍兴、金华等平原城镇；而坡度≥15°的文化遗产空间则在海岛和山麓地带分布，如舟山群岛的崖壁，以及仙霞岭、雁荡山一带的村落等，且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丘陵山地有集中趋势。
分析可知，文保单位随着坡度的增加分布呈减少趋势，大多分布于坡度＜15°的平坦区域，占比接近90%，当坡度≥15°时，文保单位数量急剧减少。类型上(图6)，石窟与石刻类文保单位的所处坡度最高，多处于风景壮美的丘陵崖壁区域；建筑类文保单位在近现代时期海拔分布最低，这与近代以来的代表性文物建筑大多集中于城市有关；古遗址类文保单位类型较多，其中唐代以后大多为窑址、矿址，性质上与此前不同，其所在的坡度特征也有所差异；古墓葬分布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坡度最低，这与平原早期人居活动范围较为集中有关。
整体上，文化遗产空间主要分布在坡度＜15°的杭州、绍兴、金华等平原城镇；而坡度≥15°的文化遗产空间则在海岛和山麓地带分布，如舟山群岛的崖壁，以及仙霞岭、雁荡山一带的村落等，且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丘陵山地有集中趋势。
2.2.2与水系的关联特征
浙江水资源极为丰富，有着钱塘江、瓯江等代表性河流，以及西湖、东钱湖等代表性湖泊，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等区域则河网密布。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同时也带来交通的便利，因此浙江文保单位分布沿水系高度聚集。
将浙江省河流水系与文保单位叠合(图7)，统计各类文保单位距河流最近距离在不同区间下的数量、占比和平均值[8](表6，图8)。
分析表明，70.78%的文保单位分布在距水系1km以内的范围，仅有3.35%的文保单位距河流5km及以上。其中沟通金衢盆地与杭嘉湖—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水系周边分布的文保单位最多，跨越年代最广；连接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的大运河水系则分布着最为密集的文保单位；位于瓯江、飞云江出海口的温瑞平原也存在较高的文保单位分布密度，但碍于面积较小，数量和年代略次于以上两者。此外，苕溪流域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史前遗址，是区域早期人类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
在类别上，古建筑类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最近，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距河流距离最远的是石窟及石刻类文保点，其中明代的山海奇观摩崖题记距河流距离超过30km。较特殊的是，由于其他类文保单位既包括了古道、矿址、作坊等类型，也包含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利设施，故其距河流距离的差异较大。整体而言，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表明随着水利与营建技术的提升，对水的依赖性不断降低。
分析表明，70.78%的文保单位分布在距水系1km以内的范围，仅有3.35%的文保单位距河流5km及以上。其中沟通金衢盆地与杭嘉湖—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水系周边分布的文保单位最多，跨越年代最广；连接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的大运河水系则分布着最为密集的文保单位；位于瓯江、飞云江出海口的温瑞平原也存在较高的文保单位分布密度，但碍于面积较小，数量和年代略次于以上两者。此外，苕溪流域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史前遗址，是区域早期人类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
在类别上，古建筑类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最近，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距河流距离最远的是石窟及石刻类文保点，其中明代的山海奇观摩崖题记距河流距离超过30km。较特殊的是，由于其他类文保单位既包括了古道、矿址、作坊等类型，也包含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利设施，故其距河流距离的差异较大。整体而言，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表明随着水利与营建技术的提升，对水的依赖性不断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