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

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南美洲、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分别筛选出亚马逊河、多瑙河、育空河、湄公河4个典型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案例选择依据为：

1)处于I~IV不同区，且拥有较高水平自然保护地规模；

2)国际公约、规划文件、文献研究等资料丰富；

3)有清晰的自然保护地治理路径。

 

3.1I类区：亚马逊河——流域尺度自然保护地规模化建设

 

亚马逊河流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流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但由于森林采伐、非法采矿、农业扩张等人为活动干扰，面临森林面积缩减的问题[16]。

 

为此，亚马逊地区探索了流域尺度的自然保护地规模化建设。2002—2017年，巴西政府联合全球环境基金会(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GEF)等国际组织，共同完成了亚马逊区域自然保护地计划(AmazonRegionProtectedAreasProgram，ARPA)。该计划支持了117个自然保护地和30个社区项目，保护了6.07万hm2的土地，提高了17%的保护区管理效率[17]。自2015年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政府还在GEF资助下发起了亚马逊可持续景观计划(AmazonSustainableLandscapeProgram，ASL)[18]，干预了210个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涉及保护区面积达4180万hm2[19]。

 

但由于自然保护地建设速度过快，后续维护和保护发展协调措施不足，ARPA和ASL项目结束之后，出现了自然保护地降级、规模缩减和撤销现象[20]，部分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反而加剧了周边森林砍伐，产生了负面的保护影响[21]。

 

3.2II类区：湄公河——结合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散点式保护

 

湄公河是世界第九大长河，发源于中国境内。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4个国家产生了激烈的水资源冲突[22]。

 

早期湄公河的保护重点在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多国关系协调，如1957年成立的湄公河流域委员会(MekongRiverCommission，MRC)和1995年签订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议(TheAgreementonCooper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MekongRiverBasin，ACSDMRB)。自2001年，MRC每隔5年开展一项战略计划，逐渐涉及跨界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23]。

 

21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开始陆续介入湄公河流域，开展基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散点式保护，提升自然保护地质量和效能。2001年，保护国际(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CI)通过食物、安全饮用水、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生计项目介入湄公河流域的山系和森林保护[24]。201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成功在当地发展了15个社区渔业和15个社区林业小组[25]；同年，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发起湄公河驱动伙伴(MekongDriversPartnership，MDP)，提出了发展社区保护等5项措施，以缓解该地区大规模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26]。

 

3.3III类区：育空河——重点区域的自然保护地系统保护

 

作为北美第四大河流，育空河发源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交界处，流至美国阿拉斯加州，在局部地区面临砂矿开采、商业捕捞等轻度人为干扰[27]。

 

在此情况下，育空河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主要是基于局部重点区域的优化提升，体现在区域、小流域2个层面。在区域层面，2020年加拿大政府发起了“育空公园战略”(YukonParksStrategy，YPS)，涵盖自然环境公园、游憩公园、荒野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4类保护地，确定育空地区57个陆域公园的长期保护方向和系统性管理策略，向访客提供更优质的露营场所和游憩机会[28]。在小流域层面，美国阿拉斯加自然资源部(DepartmentofNaturalResources，DNR)在2014年通过了育空塔纳纳河流域区域计划(YukonTananaAreaPlan，YTAP)，确定了得纳里(Denali)国家公园、费尔班克斯社区以西364.2万hm2土地的利用指南和保护管理导则[29]。

 

 

3.4IV类区：多瑙河——基于物种栖息地的连续性保护

 

多瑙河是欧洲的第二大长河，发源于德国西南部。由于工业、农业、交通和采矿活动等人为干扰程度高，多瑙河一度面临严重的水体污染[30]。

 

为保护多瑙河水环境质量，1994年由14个流域国共同签订多瑙河保护公约(DanubeRiverProtectionConvention，DRPC)，并于1998年成立了多瑙河保护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CommissionfortheProtectionoftheDanubeRiver，ICPDR)。2009年，ICPDR制定了多瑙河流域管理计划(DanubeRiverBasinManagementPlan，DRBMP)，并于2015、2021年相继更新，其中涉及流域自然保护地的统筹[31]。

 

由于人为干扰程度高，多瑙河流域探索出了一条基于物种栖息地连续保护的治理路径。19个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于2014年成立了多瑙河公园联盟(DANUBEPARKSAssociation)，在栖息地、物种保护、科研监测和可持续旅游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对于鲟鱼等濒临灭绝的长距离洄游鱼类，DRBMP还专门出台了相应的区域保护政策和策略[31]。通过对洄游鱼类所需的多样连续生境的保护，间接保护了更多的物种。

 

3.5案例比较与小结

 

比较分析以上4个典型案例(表2)，可以发现：

 

1)治理主体方面，大河流域一般设有联合多国政府或多个保护地管理机构的共管组织，CI、GEF等国际组织是参与高保护价值流域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地方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保护的重要角色；

 

2)治理途径方面，全流域或局地的国际公约、政策和规划文件是普遍采用的重要途径；

 

3)空间优化模式和关键议题方面，不同保护价值和干扰程度的流域形成了规模化、散点式、区域化和连续性等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模式，也有着差异化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