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的在地实践：汉口租界园林钩沉
摘要：汉口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各国租界相继设立，租界园林应运而生，在引入各宗主国园林营造风格的同时，为在留外人提供了亟须的生活与娱乐空间，也是彰显殖民政治霸权的窗口。但有限的土地资源、水患频仍的自然条件，使汉口租界园林规模与发展远不及上海、天津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也相应形成了鲜明的“在地性”：各国租界园林以建筑附属园林为主，甚至催生了屋顶花园的园林类型，但也限制了宗主国园林营造风格的充分植入；“公园”这一在其他城市租界早已普及的园林形式，在有效控制水患、进而获得更多可资利用的建设用地之后，才在20世纪20年代经由日本人之手有所建置。
此外，各国租界出于营商便利沿长江串联排布，并随之形成了近代汉口特有的外滩“绿带”风景线。汉口租界园林奠定了近代以租界为轴心的绿地系统雏形，促进了华界屋顶花园、营商经营性园林的建设，对汉口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各国租界出于营商便利沿长江串联排布，并随之形成了近代汉口特有的外滩“绿带”风景线。汉口租界园林奠定了近代以租界为轴心的绿地系统雏形，促进了华界屋顶花园、营商经营性园林的建设，对汉口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口自明代中期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重镇，《大清一统志》称其为：“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1]”因其商贸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被增辟为通商口岸。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在汉口长江沿线陆续设立，绵延约3.6km，占地近3000亩(约200hm2)，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租界①，但却同时远小于二者，宗主国数量则仅次于天津[2]267-287。20世纪初，汉口对外贸易远超广州、天津等地，几乎与上海并驾齐驱[3]。汉口因之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都市，人称“东方芝加哥”。费成康在《中国租界史》中指出：“位于中国内地的租界中，影响深远的只有汉口租界。
与汉口租界在商贸经济上的繁荣、殖民政治上的显要地位，以及租界城市建筑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园林建设规模相对有限，远不及上海、天津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4]，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则几近湮灭。这也许是目前汉口租界园林研究屈指可数、亦有待深入的重要原因，而仅有一些园林个案的零星阐述[5-6]，另有对汉口沿江马路的专题研究，略及租界外滩这一开放空间的形成与特征[7]。
鉴于近年来租界园林研究的长足进展[8-10]，本文尝试将汉口租界园林置于各地租界园林发展的“西风东渐”总体历史语境之中，主要着眼园林建设相对较多的英、法、日租界(图1)，进一步探讨其相较于其他城市租界园林在体现宗主国园林风格、彰显殖民政治霸权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汉口租界园林建设基于本土自然与社会条件的特点。
鉴于近年来租界园林研究的长足进展[8-10]，本文尝试将汉口租界园林置于各地租界园林发展的“西风东渐”总体历史语境之中，主要着眼园林建设相对较多的英、法、日租界(图1)，进一步探讨其相较于其他城市租界园林在体现宗主国园林风格、彰显殖民政治霸权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汉口租界园林建设基于本土自然与社会条件的特点。
1英租界：自然风景园的异变
汉口英租界在五国租界中设立最早、面积最大。为攫取长江沿线的商业利益，其选址汉口低洼的深水港，却前有长江伏汛之虞，后有后湖水患之扰，因而1861年设立之时仅局限在汉口堡城垣之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加之洋商贸易发展的迫切需求，使英租界的建设首先在于容纳各种城市功能的建筑，而没有上海、天津等城市租界那样的大面积公园建设。于是，为服务于英租界的政治与经济活动，最早出现的园林类型是附属于建筑的洋房花园，即建于1861年的英国领事馆官邸花园(图2)。
领事馆官邸有4幢建筑，花园面积2hm2，“紧邻大片开阔的草坪，绿地直达长江江边”[13]，草坪、树丛具有典型的自然风景园特征，但限于场地条件，花园没有自然形态的水池、纪念性庙宇建筑等自然风景园的一般造园要素。另一些园景设施凸显了殖民政治的意涵：园中植有棕榈科等热带植物，是另一种异域风情，应与英国在南亚、东南亚等地的殖民经历有关；1927年，外滩上的欧战纪念碑移入官邸花园草坪，用以缅怀“一战”中阵亡的士兵，与天津维多利亚公园的欧战纪念碑几无二致[14]。因此，领事馆官邸花园是异域风格的休闲游赏空间，也是殖民仪典与集会的场所，其形式与内容源于英国本土自然风景园，更表现出显著差异。
类似的，江汉关署于1875年接手英商发德辅洋行承建的花园洋房，用作税务司长官官邸，后改建为专供江汉关人员游憩的“海关花园”[15]。与领事馆官邸花园相仿，花园面积不大，布置简单，无亭台建筑，以常绿和落叶树点缀园景[16]36。这些官邸花园的建筑与树木相掩映，所形成的英租界自江面望去，“似一座公园，屹立着建筑精美的住宅”[17]。
领事馆官邸有4幢建筑，花园面积2hm2，“紧邻大片开阔的草坪，绿地直达长江江边”[13]，草坪、树丛具有典型的自然风景园特征，但限于场地条件，花园没有自然形态的水池、纪念性庙宇建筑等自然风景园的一般造园要素。另一些园景设施凸显了殖民政治的意涵：园中植有棕榈科等热带植物，是另一种异域风情，应与英国在南亚、东南亚等地的殖民经历有关；1927年，外滩上的欧战纪念碑移入官邸花园草坪，用以缅怀“一战”中阵亡的士兵，与天津维多利亚公园的欧战纪念碑几无二致[14]。因此，领事馆官邸花园是异域风格的休闲游赏空间，也是殖民仪典与集会的场所，其形式与内容源于英国本土自然风景园，更表现出显著差异。
类似的，江汉关署于1875年接手英商发德辅洋行承建的花园洋房，用作税务司长官官邸，后改建为专供江汉关人员游憩的“海关花园”[15]。与领事馆官邸花园相仿，花园面积不大，布置简单，无亭台建筑，以常绿和落叶树点缀园景[16]36。这些官邸花园的建筑与树木相掩映，所形成的英租界自江面望去，“似一座公园，屹立着建筑精美的住宅”[17]。
有限的土地资源还催生了英租界内特有的屋顶花园。1907年，日清轮船公司大楼坪顶设露天花园，其中精心布置了园路与花境[18]192(图3)；1920年，汇丰大楼作为汉口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亦在其坪顶置有精致的屋顶花园以供户外游憩[18]189。租界屋顶花园的出现反映了在建筑集约、水患制约条件下，对于户外开放游乐空间的需求，以及除却公园或花园等土地利用形式之外，对于其他园林营造可能的尝试。
英租界另有运动场②的建设。早在1864年，西商赛马会在汉口堡垣内东北角建立了马道子和球场[20]。后因法租界修建而另辟新址，英国人在今解放公园一带以“四十文一方”的低价，从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上买下大片土地[21]64，以谋划新的跑马场。由于此处饱受水患，直到1905年张公堤完工、后湖低地露出水面、城市逐渐由沿江向内陆扩展[22]之后，才正式辟为西商跑马场[21]65。但水患侵袭仍不可避免，跑马场看台甚至一度沦为难民庇护所[23]，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汉口英租界未能如上海、天津等城市租界建设大面积公园的原因。
跑马场面积约53hm2[18]207，但其建设不仅在于体育活动，还包括赌博性质的赛马等，与同期建成并开放的上海虹口公园以体育运动为基本使用功能、自然风景园为基本风格的特征截然不同。可见，场地建设条件的制约、汉口租界的营商氛围，反过来决定了园林的娱乐形式和内容。
但与其他城市租界园林相仿，其游赏娱乐对华人有诸多限制。举凡英皇加冕或国庆纪念，英国领事都要在西商跑马场举行舞会和宴会，但禁止中国人入内[24]；中国人亦不得进入马场，仅有侧门和大看台准许华人入内[18]345。在此，“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5]，这里甚至是洋商交换行情、洽谈商务、沟通军事情报的场所。租界作为“凝聚外人社群意识的重要支柱”[26]，其“国中之国”的殖民属性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