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景观感知理论模型的生态审美冲突协调途径

基于景观感知理论模型的“生态-审美冲突”协调途径

 

景观感知理论模型决定其研究的基本范畴与结构，能够为“生态-审美冲突”的诊断与协调提供心理路径上的指引。过往理论模型的构建与迭代始终围绕对其含义的理解[13，21，29-30]，其中Daniel于2001年的定义相对精炼公认：景观感知是景观物理特征与人类感知判断的相互作用过程[2]。这意味着打开感知的“过程黑箱”是领域研究的公共难题和首要目的，也是构建景观感知理论模型的关键。

 

这牵涉两方面问题：景观客体的信息如何传递给人类及人类主体如何感知景观价值。Lothian将之划分为“主观”与“客观”2种范式[18]。客观范式着重讨论环境中的指示性信息，如Kaplan夫妇的信息处理框架提出了一致性、易读性、复杂性与神秘性4个关键信息要素来解释人类的景观感知价值选择。主观范式则从人的生物学角度研究如何感知景观，如Appleton的“瞭望-庇护”理论揭示了人与动物类似的远眺与寻求安全感的空间偏好本能[1]。

 

2种范式的研究从多个角度为景观感知提供了养分，主客双重维度的融合成为勾勒景观感知理论模型全貌的必然路径。基于这一共识，学者提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理论模型，如Zube的“景观感知模型”将之描述为景观、人、心理结果3个模块的作用关系[13]，为景观感知建构了最基础的概念框架；Ulrich的“自然反应情感唤起模型”则解译了感知过程中情感与认知对行为动机影响的3条路径，强调了情感在景观感知反映中的底层地位[26](图3)；



Zigmunde的多感知的相互作用框架拆分了视觉感知与感官感知的差异，认为它们都将升华为认知感知并在人类认识中起决定性作用[30](图4)；Gobster则针对“生态-审美冲突”提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模型”，强调了审美体验是连接人类感知与景观生态格局的关键过程，认为扩大美学范畴并开展知识灌输是实现生态与审美共赢的关键方法[19]。

 

这些理论模型极大地充实了景观感知研究的内核，为生态-审美的协调提供了一条心理路径上的理论支撑，即情感与认知是改变景观感知判断的两大关键因素，情感包括审美愉悦、自然共情、地方依恋等感官体验[31]；认知则强调基于知识经验对生态服务产生的价值认同[32]；此外，情感作为底层心理作用还能影响认知因素。情感与认知的双重认同将是人类在生态景观中获得良好审美体验的关键。

 

在景观感知理论模型描述的心理路径基础上，如何转化为协调生态-审美的实践策略是风景园林关注的重点。aniel精辟地揭示了2种提升感知价值的实践途径：改变景观的客体特征与改变观者的主观判断[2]。置于生态-审美协调语境下，则发展为2种相关却又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强调对情感因素的影响，指在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上，改变景观使之更符合公众的审美偏好，让生态更“美”。

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调查审美与生态需求下景观形式的统一[9]。Nassauer的文化可持续性理念是其代表，它强调利用景观要素的偏爱以唤起生态特征的认同，内在影响因素包括熟悉的景观形式、暗示人于景观中的印迹或关怀，以及地方传统与社会范式的反映[10]。

第二种思路则关注对人类认知因素的渗透，指通过生态知识的灌输改变公众对生态景观的不良认识，以获取基于理解的愉悦，让人能欣赏生态[19]。该类研究在方法普适性和理论深度方面还相对薄弱，但路径的可行性已经初获认可[21，33-34]。实践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多维度的阐释系统营造、公共参与决策及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等。如Dobbie的湿地分类研究提倡寻求生态特征和公共参与共享的分类系统，认为多利益主体的参与既是对官方决策的补充，也将借助交流的形式影响公众对生态服务的价值认同[8]。

 

综上，景观感知的理论模型虽然为生态-审美冲突的协调提供了较为明晰的心理路径与实践策略，但在心理路径层面，模型建构的基点仍是“刺激-反应”，如何借助现代认知科学揭示其背后的复杂因果依旧是领域面临的关键问题。而在实践层面则更应关注将普适性策略语言转向精细化的设计语言，在行动中检视其真实的冲突协调效用并反哺理论，以促成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