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林试验场的公园转型及其风景园林价值研究

近代农林试验场的公园转型及其风景园林价值研究——以禹王台公园的变迁为例

 

摘要：禹王台公园为民国时期“河南农林实验总场”的旧址所在，其演变在中国近代圃地园林中具有典型性。首先对禹王台公园的变迁进行研究，总结出其近代以来的3次空间类型转换：从纪念型园林转化为圃地园林；从清末民国的农事试验场，通过水系疏浚、堆山造林、建筑廊亭构筑、植物园与动物园营建完成了农林圃地向近代公园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近代公园逐渐转变为综合性公园。其次，从内因(历史名胜的发展需求)和外因(政府农林事业的政策)2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禹王台公园近代转型的动因。

 

最后，从当代风景园林的视角将近代农林试验场与近代公园进行比较，提出了农林试验场在发展过程中兼具了部分公园的职能，并且在近代园林发展史中起到了拓展近代园林的类型、间接保护和延续了部分传统园林资源、为城市公共园林和风景区绿化提供了支持，以及促进园林技术发展等重要作用。归纳总结出近代农林试验场是中国近现代园林发展的过渡环节，也是现代公园的重要源流之一。

 

近代农林试验场①始于清末新政，延续至民国时期，其创办的初衷是不同规模的农业实验机构依附于农业学校或农业培训机构，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至国民政府时期，农林试验场几乎遍布所有市县，其对近代农业和林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清末至民国时期亦是中国近代公园产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农林试验场的兴衰也与中国近代园林的发展有着诸多联系，一些近代公园在民国时期同时也是农林试验场所在地。农林试验场究竟在中国近代公园的演进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目前有学者从农业史视角对农林试验场进行了研究，如苑朋欣[1]对清末农事试验场的实验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朱世桂[2]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从遗产保护视角，高国金[3]认为农事试验场是重要的农业遗址类文物，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在园林史领域，相关研究集中在农事试验场的花卉植物和北京地区农事试验场的个案研究上，如宋利培[4]、陈旸[5]对农事试验场中的花卉栽培进行了探讨；朱钧珍先生的《中国近代园林史》则最早阐述了农林试验场的园林史价值，她认为农事试验场是近代郊野园林的一种类型，并提到了京师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和河南农林实验总场(禹王台公园)2处典型案例[6]。

2处案例中，关于北京动物园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如郭维等[7]通过对清末万牲园历史和营造特征的解析，认为其体现了公园保留本体特征的内发式转型。而禹王台公园的相关文献较少，除朱钧珍先生的研究外，贾珺等的《河南古建筑地图》[8]和程子良等的《开封城市史》[9]对禹王台公园有所涉及，但关注点都集中在禹王台公园中的古吹台、红楼等历史建筑上，可见禹王台公园的近代园林价值被忽视了。

本文从开封禹王台公园的历史变迁和近代公园转型入手，通过文献和实地踏勘的相互对照，梳理出禹王台周边的空间变化，并对农林试验场与近代园林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辨析，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园林发展过程中农林试验场的定位及其风景园林历史价值。

 

1禹王台公园的变迁

 

1.1历史沿革

 

禹王台是开封一处重要的风景名胜地，位于城东南，因园内有台式建筑群——“禹王台”而得名。据清朝初年周城《宋东京考》记载：“吹台，在城东南三里许，一名平台。按九域志，即繁台也。本师旷吹台，汉梁孝王增筑之，为鼓吹台，一名梁台。[10]”禹王台始建于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传说为师旷作乐处。汉代梁王在原来吹台的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满足演奏需要的歌台楼阁，因此又称鼓吹台或梁台，在宋代曾被称为“二姑台”。

 

古吹台于明成化十八年(1483年)重建，改为碧霞元君祠，之后，开封因为黄河水患的威胁，在原鼓吹台的基础上修建了禹王庙，称为禹王台。明清两代，禹王台不断进行增建和修缮，形成了现在的主体建筑形制。文献中记载的“繁台”“梁园”“吹台”均指此处，在明朝开封汴京八景中的“吹台秋雨”及清代八景中的“繁台春色”“梁园雪霁”都是描写这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色。

 

清末时期(1909年)，禹王台东侧开始设立农事试验场，据《河南新志》中记述：“自宣统元年，河南农工商局局长何廷俊，在南关外吹台东侧，购地创立河南农事试验场，凿井引水，治稻田，构花圃，辟荷池，并筑思饥亭于池之北翼。[11]”1914年，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创办森林局，扩充了原农事试验场的范围；1919年，开封桑蚕局在繁塔庄设立；1929年，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钫将桑蚕局、原有林场和苗圃合并，划为“河南农林实验总场”，场区内包含农艺场、森林苗圃、试验田、畜牧养殖场、动物园和桑蚕养殖场等；1930年，河南农林实验总场又被一分为二，成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和河南省立第一区林务局；1933年，河南省立第一区林务局改名为河南省第一区农林局；1955年，开封市人民政府正式将原农林实验总场区域辟为禹王台公园。

 

1.2近代以来3次园林类型转换

 

通过对禹王台历史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到禹王台始终是一处重要的名胜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空间功能有所不同。近代禹王台区域空间类型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以下3个阶段。

 

1.2.1从纪念性园林到圃地园林②(1929年以前)

 

从春秋战国时期魏惠王的吹台到汉代的鼓吹台，再到明清时的碧霞元君祠、禹王台，虽然经历了名称的更迭，但禹王台始终是以纪念性名胜的定位出现。这一点从宋明清以来的文献记载中便可知晓，特别是作为开封城外的制高点，常常是城市居民远足、登高、祭奠先人的场所。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禹王台都是被作为重要的郊野名胜和公共园林出现的，属于纪念性园林的范畴。图1-1显示了清中后期禹王台区域的情况，此时的禹王台作为城市的传统历史名胜，与不远处的繁塔寺共同构成了开封东南区域重要的城外景观，同时期除了台旁有荷塘与垂柳外，周边土地均未开发，尚是荒野和农田。

 

自清政府在宣统元年成立了农业试验场以来，禹王台周边便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农圃和林地，加上之后的森林局和桑蚕局的创办，禹王台区域成为开封乃至豫东地区重要的农事管理和活动区域。这首先源于本区域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植被，以及有大面积的未开垦农田，更重要的是随着陇海铁路汴洛段的开通，铁路从禹王台北侧穿过，为该地区带来了交通和人力优势。但铁路的开通也打破了禹王台区域自古以来作为城外名胜的幽僻环境，随之而来的就是禹王台周边作为桑蚕养殖、林木培育、农田实验的功能超过了其作为纪念性园林的功能而占据了主要位置，使传统园林名胜的地位退居其次。

图1-2显示了陇海铁路开通后，禹王台以东被辟为“河南农事试验场”，出现了稻田、花圃和零星池塘等自然农耕景观，北部为种桑养蚕的区域，南部则为林木的种植区。此时区域内的主要建筑除了禹王台外，还有比利时人修建的欧式红楼以及随着“河南农事试验场”的开辟一同修建的一座“思饥亭”。

 

 

1.2.2从圃地园林到近代公园雏形(1929—1948年)

 

经历了1929年河南农林实验总场的合并及1933年河南省第一区农林局的设立，禹王台更多地开始作为农林部门的行政管理所在地。禹王台的农事活动除了原有的森林、苗圃和桑园外，还增加了果树、花卉和蔬菜的栽培。1929年张钫就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时，在既有的农林圃地园林的基础上，全面进行园林景观的规划与布局，以古吹台名胜为中心对整个场区的园林风景加以重塑。《河南农业实验总场纪念碑》载：“以古迹系人怀思，则又凿池引渠，叠山穿洞，治桥梁，建廊舍，辟畦圃，罗致珍禽异兽、佳卉奇葩实其中，为都人士燕息游瞩之所，经始，甫半载而规模颇可观焉。”

 

改造的内容包括：

 

1)整体布局的完善，对历史名胜古吹台区域进行整治提升，重新规划园内道路系统，主干道形成公园式环路，将整个园区划分为畜牧养殖区(含牛舍、羊舍、鸡舍)、林木区、果树区、花卉与蔬菜区等，并修建了西门作为园区大门；

 

2)水系的贯通与水景的营造，围绕禹王台建环形水系，在园内东南部挖一圆形小湖，湖中建湖心岛和土山，并用水系将二者贯穿，所有水系与道路交接处均设计了不同造型的拱桥，共计10座；

 

3)增加动物园、茶社和儿童游乐设施等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共游赏内容；

 

4)对红楼、思饥亭等已有建构筑物的周边环境进行提升，同时添置了八字门、机井房等景观和灌溉设施；

 

5)大量种植桧柏、扁柏、松树、国槐、梧桐等作为行道树和园林绿化树；

 

6)建造了一处精品花卉园中园，名“海棠院”，周围用扁柏作为边界，中间种植海棠，整体做园林化布置[12](图2、3)。

 

在完成了“河南农林实验总场”的园林改造并作为开封园艺试验场的数年间，禹王台及周边逐渐形成了以花卉观赏和栽培、林木和果木种植为主，兼具传统名胜游赏功能的公共园林(图1-3)。可以说，近代“农事实验场”时期的园林建设奠定了如今禹王台公园的基本雏形，完成了从农林试验场到公园的转变。

 

1.2.3综合性公园的转变与完善(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禹王台被正式辟为“禹王台公园”，其主体布局和建筑外观依然维持了其在近代农林试验场时期的风貌，但其定位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民国时期以林木种植、花卉栽培等为主兼具公共游赏的农事机构彻底转变为真正的综合性公园。公园继续延续了原有禹王台历史名胜的核心地位，并迁入辛亥烈士陵园丰富了公园的历史厚度；林木育苗实验、果木和花卉栽培逐渐被观赏植物种植(牡丹园、樱花园等)所替代；增设了新的休闲娱乐设施和运动场地，如游泳池、小剧院、儿童乐园等，并通过承办庙会和花卉展等活动提升了公园的吸引力(图1-4)。

 

2引发禹王台公园近代转型的动因

 

对于禹王台公园近代转型的动因，可从内因(历史名胜的发展需求)和外因(政府农林事业的政策)2个方面进行分析。

 

2.1历史名胜的内在发展需求

 

禹王台及其周边历代以来均是供市民游赏、凭吊、踏青的郊野名胜，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汴洛铁路的建成，铁路经过的南关地区迅速成为开封贸易中心之一，周边的天丰面粉公司、煤炭公司、大中火柴公司吸引了大量劳工就业和人口聚居。物资的流通和人流的聚集，使游客数量得到了保证，为禹王台的公园化转型提供了外部条件。此外，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公园情结”也是禹王台转型的重要内在动力。在民国时期，改建与新建公园绿地是一种展现时代风貌与政治人物政绩的方式，公园担负着教化民众的功能[13]。



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主政河南时期的“中山公园运动”“城市绿化运动”就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而禹王台从农林试验场到公园的转型也是在这同一时期。张钫作为近代著名的园林实践者，为人亲民，具有重古怀今的忧国之情和倾心山水的文人情调，他在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期间积极植树造林、营建公园绿地，在禹王台的改造中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人力重修水系、广植树木花草以恢复“历史名胜”的园林意象。在战乱频繁、财政吃紧的背景下，冯玉祥、张钫等军界人物的政治追求和文人情结的外化，推动了禹王台的持续发展。

 

2.2政府农林事业政策的推动

 

从清末至民国，农业与林业因同属“实业”而受到政府重视[14]。禹王台公园虽经历了清政府农工商部时期的河南农事试验场、北洋政府时期的森林局、国民政府时期的河南农林实验总场、开封园艺试验场和河南省立第一区林务局，以及河南省第一区农林局的名称更迭，但总体上政府始终在推动其发展与转型，并且有资金上的持续投入。如1932年后，河南省管五处农林局“每月规定经常与事业费，共一万三千八百元”[15]。

此外，禹王台所在的农事实验区的主要实验内容从民国初年的桑蚕养殖、林木与农田培育，经1929年改造之后，加入了畜牧养殖及花卉、果树和蔬菜的种植等内容，至1932年河南第一农林局时期，园艺与森林苗圃培育已经变成了其最主要的实验职能[16]，与之相配套的观赏与游园设施也逐步完善。正是得益于政府农林政策导向与资金的持续支持，加之禹王台本身作为名胜的内在公园化需求，禹王台才能在近代完成公园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