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州将军府长善壶园的营建探析
摘要：【目的】壶园在造园艺匠上延续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风格，在广州乃至岭南衙署园林中颇具代表性，其造园思想有待深入了解。
【方法】以清末广州将军府长善壶园为例，通过考察长善之作《芝隐室诗存》，梳理他早年的园居历程，在对其营园思想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结合首都博物馆馆藏《清广东军署图轴》及一些中西人士的摄影照片，探讨广州将军府空间格局，进一步推测复原府内壶园布局平面及鸟瞰图，分析壶园的营造特色并梳理园中发生的交游活动。
【结果】
1）广州将军府壶园的营建遵循了中国传统“壶中天地”的布局模式；
2）壶园以水池为中心，围绕水池布置着纷繁的石景、多处建筑及与早年池上草堂相似的林木花卉；
3）壶园内呈现出多样化的交游活动。
【结论】壶园与同时期岭南行商园林中西混合的艺术特征有所不同，而又因岭南早开风气，壶园表现出异于传统的开放性，反映出清末岭南园林变革的趋势。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主要类型之一，衙署园林通常由主事官员以其个人喜好所造，清末广州将军府（简称“将军府”）壶园即属此类。长善（1829—1889）于1869—1884年任广州将军，壶园便在此期间修建。壶园在造园艺匠上延续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风格，在广州乃至岭南衙署园林中颇具代表性。虽然部分衙署空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为驻粤领事署，但在19世纪中后期广州中西交汇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中、西人士造访，留下了珍贵的图像史料，其中包括《清广东军署图轴》，以及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Floyd）、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黎芳等人的早期摄影，为考证将军府内壶园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可能，也为深入了解该园的营造思想提供了依据。
官员的园居与宦游经历是追溯衙署园林趣味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学界对衙署园林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其概念[1]和与城市空间关系[2]的探讨，在对地方衙署园林造园要素与艺术特色[3-5]及遗产保护[6]的研究上，鲜有学者从官员角度分析其营造知识的来源，从而阻碍人们深入理解衙署园林的艺术内涵。
目前对将军府壶园的研究仍属空白，故本研究通过梳理长善早年的园居与园游经历，考察长善的著作《芝隐室诗存》[7]，来探讨壶园的造园意趣。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史料讨论将军府的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推测复原府内壶园的布局平面，分析壶园的营造特色及园中发生的交游活动，以期通过重构壶园景观来丰富今人对广州乃至岭南衙署园林营建的认识。
目前对将军府壶园的研究仍属空白，故本研究通过梳理长善早年的园居与园游经历，考察长善的著作《芝隐室诗存》[7]，来探讨壶园的造园意趣。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史料讨论将军府的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推测复原府内壶园的布局平面，分析壶园的营造特色及园中发生的交游活动，以期通过重构壶园景观来丰富今人对广州乃至岭南衙署园林营建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