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园中的交游活动
清末广州中西交汇，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推动了将军府中各种交游活动的开展。除供家眷闲游散解外，壶园既是教化亲属的私塾，又是长善接待宾客、与友人雅集的主要活动场所。
长善十分重视亲属的文化教育，特地在壶园开辟文社。《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记载：“（志锐）父卒孤贫，依从父广州将军长善，从父绝爱之，令读书壶园中”[27]。文廷式也称长善曾长期邀请他为其亲侄教授四书五经，且因广州国际化趋势显著，还聘请英语老师一并在壶园授课。壶园清幽雅致的园林环境成为长善施教的主要场所，长善之侄志锐、志均及后来的珍妃、瑾妃年少时的学识水平与道德修养在这里得到了明显提升。
长善常邀友人在壶园集会。他喜欢揽交文人墨客，此事实也多有记载，文廷式称“公（长善）又好客，公子侄伯愚、仲鲁两翰林，皆英英逾众，实从多渊雅之士，如张编修鼎华、于兵部式枚、梁编修鼎芬，暨予，皆尤密者也”[15]；潘飞声（1858—1934）称“（长善）礼贤下士，粤中名辈，多与宴游”[28]；《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称“广州鞑靼将军（长善）拥有十分出众的文友圈子，这些人经常去他家中集会”[29]。不难想象，以长善为核心的文人集团相聚壶园对酒高歌、吟诗作画的情景。
长善亦常邀西人参观壶园。或因清同治元年（1862年）长善任职总理衙门章京时参与了大量的外交活动，长善对西方人持有相对开明的态度，故有西人游览壶园的记载。汤姆逊在拜访将军府时对壶园优美的景象作了较高评价，称“这些花园（壶园）被绿树围合，绿树之下为荫凉的小径，并蜿蜒在莲花池四周，同时掩映在绿篱下。我们时不时会来到长满了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的小山丘上，整体呈现出中国园林的完美……”[12]。
此外，1883年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第11期也记录了法国吉美博物馆创始人埃米尔·吉美（émileGuimet）及著名油画家费利克斯·雷加梅（FélixRégamey）旅行路过广州时受邀于壶园做客的事件。显然，长善在经营壶园时体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官员的开放思想。
闲游散解、教化亲属、举办雅集的功能构成了长善园居生活的3个层次。壶园中的交游活动呈现出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代表着游园对象由个人向公众的转变。“壶中天地”不是个人的天地，而是大众的天地，这是长善“与民同乐”君子思想的有力体现。壶园虽然主要为当地官绅使用，但西人的造访也表明了长善对世界开放的态度。显然，作为清末先进思想涌动背景下的广州官员，长善的园林思想发生了现代化转变。
5结语
将军府壶园的营造呈现出与同时期岭南行商园林明显不同的技术路线。由于早开风气及中西贸易的开展，清末广州园事繁荣，推动了东西方造园艺术碰撞交融，促发了行商园林、公共花园等新园林形态的出现[30-31]。而长善因外派来粤，其园林知识及趣味喜好的形成有赖于早年的园居生活与遍访各地名园的体验。在中国传统园林知识体系的支持下，壶园的营造体现出传统时期的典型特征，即以高度成熟的空间模式应对园主的空间需求。
在19世纪60年代末英军撤出将军府，但仍驻留领事馆的背景下，长善采用“壶中天地”的布局模式，在营造“洞天”仙境的同时，隐含了对军政的无奈及避世的心理。与早期以自娱自赏为主要内容的衙署园林不同，壶园的服务对象和使用功能呈现出多样化，壶园不仅服务于长善本人，还不时接待西方人。在中西画家及摄影家的记录下，壶园和将军府的形象以公共视觉产品的形式被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借助图像传播，将军府壶园完成了在清末岭南园林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定位。
在19世纪60年代末英军撤出将军府，但仍驻留领事馆的背景下，长善采用“壶中天地”的布局模式，在营造“洞天”仙境的同时，隐含了对军政的无奈及避世的心理。与早期以自娱自赏为主要内容的衙署园林不同，壶园的服务对象和使用功能呈现出多样化，壶园不仅服务于长善本人，还不时接待西方人。在中西画家及摄影家的记录下，壶园和将军府的形象以公共视觉产品的形式被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借助图像传播，将军府壶园完成了在清末岭南园林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定位。
本研究对清末广州将军府壶园的复原主要依据现有图像史料，但因当前史料甚少，对壶园复原只能做到大致还原其空间布局，而关于西南侧折廊的角度、水榭以北的园林布置、水池的具体尺寸等细节处理仍相对模糊。尽管如此，本研究依旧尝试开启了广州将军府壶园的探析工作，丰富了对广州乃至岭南衙署园林营建的认识。期待未来研究能进一步挖掘出相关材料，对当前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