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析 武汉与底特律的形态学研究一样

图析武汉

 

与底特律的形态学研究一样，图析武汉研究也从收集相关地图和数据开始。对于大部分中国城市来说，即便可能，这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大部分城市很少保有历史地图值得庆幸的是很多武汉历史地图被保存了下来，在《武汉历史地图集》[17]、《百年武汉规划图记》[18]、《武汉市地图集》[19]中均收集有大量资料。因此，我们有可能遵循与底特律相同的策略，寻找显示城市形态重要变化的地图。

 

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地图虽然漂亮，但更像是图画，而不是地图。图画（图4）只能反映场景，无法用作基础数据。能找到反映武汉可靠地理信息的最早地图绘制于1870年，因此，我们将此设定为时间轴的起点。然而，笔者和绘图者只能通过在地图数据中叠加对历史物件和今天城市中遗留物的相关研究，来重建1870年左右的武汉三镇地图。



这些研究包括探寻那些已经消失但在当代城市中以广场和街道名称留下痕迹的要素。由此在当代地理坐标体系下重构的地图，显然比历史地图更可靠（图5）。

 

然而，在时间轴上的几个历史节点，出现了现存地图缺失或不够可靠的情况，因此研究团队不得不在中国、荷兰和英国的档案中寻找更多的地图。

 

底特律的底特律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由数量有限的街道网格构成，而武汉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并没有这样的整体结构原则。今天的武汉始于长江和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处的3个截然不同的城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位于长江东岸，建于221年；汉阳位于长江以西、汉江以南，建于621年；汉口位于长江、汉江汇合处以北，长江以西，1465—1487年，汉江从汉阳以南的河道改道至北侧，将汉口从汉阳中分隔出来（图5）。汉阳与武昌是城墙城市，虽然城墙在20世纪初被拆除，但在当代地图和城市中仍可见城墙城镇的形制。汉口则是水城，其东侧与南侧分别面向长江与汉江敞开，北侧边界由城墙界定。城墙被拆除后，在其原址修建了京汉铁路，多年后铁路由中山大道取代，其依然遵循着城墙与京汉铁路的走向。

 

为了能够识别和彰显城市的形态结构，地图信息需要大幅度减构，这是代尔夫特历史形态学派研究的核心方法。由于武汉的城市形态缺乏一个整体的结构原则，因此在研究中需要使用比图析底特律更多的分析工具，即界定形态同质区。在地图和航空照片中，识别同质区共有3个原则：

 

1）一个形态区内部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2）与相连同质区相比，在形态结构上存在差异；

 

3）形态同质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分隔。

 

不同于底特律形态分析中的2个尺度，武汉形态学研究在3个尺度上开展，即都市发展区、主城区和汉口沿江地区，每个尺度的细节都在增加（图6）。

 

在中微观尺度上，我们在形态同质区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形态要素—二级结构关联（图7）。它是形态同质区内的结构性要素，通常是较宽阔的街道，如林荫道或大道。它有两方面的作用：组构形态区内部的空间结构，或显示相邻形态同质区之间的连接。分析表明，这些二级结构关联大部分是相互断开的，因此只在局部范围具有意义。这并不是武汉独有的情况，事实上，这是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共性：中间尺度的缺失。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造成的。城市的设计和布局通常基于大

 

规模的街道网格，街道之间的距离可达1km，内部区域有街巷系统供步行和骑行（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武汉的里分）。当城市中的部分区域被重新开发时，项目区域通常是网格中的完整领域，例如一个旧工厂所处的区域，并且在开发建设中并没有明确的导则要求建立与网格中的邻近区域的连接。这些区域通常被开发成封闭的内向型大院。其结果是，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来承载现代城市所产生的交通量，在城市中移动时，很难明确方向，而且街道上公共服务设施与功能很少。

 

 

最后，令人震惊的是，在地图上和城市中仍然可以清晰辨认出原来的3个城镇。尽管现在的老城及其周边地区与其最初的空间结构不一样，但三镇仍然具有明显不同的空间结构。汉阳一侧显示出向西和西南延伸的线性发展的手指城市形态；武昌一侧形成了围绕东湖的马蹄形的、向南延伸的线性发展形态；汉口则结构紧凑，位于河流之间，向西、向北和向东线性发展，并延伸至自然景观中（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