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足迹支持下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以秦淮河历史性城市景观为例
摘要:从景观视觉特征的多义性入手,指出景观视觉感知的内隐特征与研究难点。参考“旅游凝视”理论将旅行照片作为视觉表征媒介,研究观察者对于旅游地景观视觉感知的偏向性如何构建。大数据时代数字足迹的普及,使旅行者上传到互联网社交平台的评论信息及地理信息标记照片成为研究景观视觉感知的重要数据来源。基于此,从3个方面展开研究。
1)将2种类型数字足迹纳入传统景观评价框架,并从物像、视像与心像之间的转化过程及其关联机制等方面对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方法进行创新。以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秦淮河风光带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分析工具NVivo对数字足迹文本内容中蕴藏的景观感知要素进行编码识别,使用定性分析软件RQDA对旅行照片进行编码处理。
2)融合专家与公众视角,从自然景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3个维度构建秦淮河风光带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
3)从景观资源分级界定与分类管控的视角,对该评价体系的应用潜力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基于专家与公众视角融合的景观视觉特征分析及基于景观视觉感知评价的设计思考,对于旅游地景观研究与形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1.1景观视觉感知与旅游凝视
景观是具备明显视觉特征的空间实体。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人类的观景方式和审美实践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从而促使“观看”产生文化、美学以及社会学层面的涵义[1]。在这种语境下,景观的视觉特征不仅承载着传统的社会审美价值,同时也展现出在经济、文化、生态等维度上的相互关联[2]。鉴于景观视觉特征的多义性,景观视觉感知与审美体验一直是景观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然而,由于景观视觉感知蕴藏在潜意识当中,存在一定的内隐性,并且受不同认知方式影响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规模的景观感知与审美研究难以有序开展[3]。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曾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ofJudgment)一书中,对审美活动的作用机理展开过批判性研究,并首次从哲学层面阐释了审美体验与视觉感知的关联。他认为,在没有利害关系的纯审美过程中,事物外形可以直接引发美感体验[4]。
康德的这一观点从底层逻辑层面强调了视觉在形式感知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学者提出:在一般性的审美活动中,视觉感知能够直接激发观察者审美体验层面的情绪变化[3]。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景观视觉感知与审美体验的探索途径得以拓展,一种将视觉感知从美学理论中拓展出来的科学研究思路随之出现[5]。
由于受到技术方法与数据容量的限制,传统的景观视觉感知研究在参数化及批量化解析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然而,随着移动设备拍照性能的增强,手机拍照为旅行体验的内容生产及视觉消费带来指数级增长[6],于是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旅行摄影的研究潜力。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Urry)提出“旅游凝视”(touristgaze)理论。在他看来,“凝视”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是旅行者主动施加于地方的一种作用力。同时,他认为照片作为视觉的缩影,由于其叠加了旅行者的“意识权重”,因而表现出非常真实的丰富性,可被用于提取旅行者对于周遭环境的感知印象[7]。
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旅游凝视”是一个将物像转化为视像,进而依托旅行者的主观偏好形成心像的过程;通过剖析该过程的形成机理与感知特性,可以深入地探索无形的旅行体验究竟是如何通过具体的视觉形象而被旅行者所感知的[8]。Cilkin等也认为,摄影在构建及解析旅行的视觉本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们还提出,通过视觉感知评价能够为深入解析“旅游凝视”的偏向性特征,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9],这便从方法论层面拓展了该理论的研究范畴。可以说,正是在“旅游凝视”的背景下,旅行体验的视觉质量(visualquality)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被纳入研究范畴[10]。
1.2基于数字足迹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根据研究内容及方法的不同,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洛锡安(AndrewLothian)将景观视觉评价归纳为客观与主观两大学派[11]。客观学派将景观资源的物理特征作为视觉评价的基础,大多数研究基于专家评价对景观资源的客观属性进行质性分析;主观学派则将视觉感知视作景观价值输出的一种方式,强调基于公众视角剖析景观资源的视觉感知情况。
综合而言,基于专家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强调景观资源的形式美,在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2]。然而,由于客观学派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少量专家的定性判断,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产生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因而常与其他研究方法配合使用。随着舆情数据分析技术的成熟,基于公众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开始与“旅游凝视”及图像解析方法结合,以解释大众视觉感知的审美偏好。
例如,杨阳等[13]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典型照片样本与美景度评价法建立植物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然而,由于视觉感知极易受到个体情感与审美偏好的综合影响,因此这种小样本评价容易造成受访者只能按照调查问卷提前预设好的框架作答,这样难免会出现问卷内容信息的开放性与延展性较弱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外延及其广度与体量不断拓展,用户留存于互联网的非结构与半结构化数据也开始应用于各项研究[14]。
用户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旅行照片,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形式,这些照片可以凭借强大的数据容量,为大规模解析旅行者的视觉感知规律创造了可能。因此,图片型数字足迹的出现,有助于以新的视角重建旅行体验。换言之,基于“旅游凝视”产生的视觉感知结果,将成为研究旅行者对于潜在景点的偏好和评价的基础[15]。
综合而言,基于专家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强调景观资源的形式美,在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2]。然而,由于客观学派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少量专家的定性判断,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产生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因而常与其他研究方法配合使用。随着舆情数据分析技术的成熟,基于公众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开始与“旅游凝视”及图像解析方法结合,以解释大众视觉感知的审美偏好。
例如,杨阳等[13]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典型照片样本与美景度评价法建立植物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然而,由于视觉感知极易受到个体情感与审美偏好的综合影响,因此这种小样本评价容易造成受访者只能按照调查问卷提前预设好的框架作答,这样难免会出现问卷内容信息的开放性与延展性较弱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外延及其广度与体量不断拓展,用户留存于互联网的非结构与半结构化数据也开始应用于各项研究[14]。
用户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旅行照片,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形式,这些照片可以凭借强大的数据容量,为大规模解析旅行者的视觉感知规律创造了可能。因此,图片型数字足迹的出现,有助于以新的视角重建旅行体验。换言之,基于“旅游凝视”产生的视觉感知结果,将成为研究旅行者对于潜在景点的偏好和评价的基础[15]。
目前,有学者提出图片型数字足迹可以促使观察者通过拍照分享的方式,将旅行体验的形式变得民主化(democratisation)。这是因为每位观察者均可轻易将其看到的任何东西变成图像,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业余的符号学家(semiotician)[1]。从这种意义上看,当大众通过拍照的方式生成图片型数字足迹,并在网络空间分享其线下体验时,这不仅可以为旅行地塑造新的景观含义,也利于挖掘旅行地的多元景观特征。
当前,来自社交媒体的用户共享数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可视化景观感知[16]、公众参与景观规划[17]、文化生态系统服务[18]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与应用表明,来自公众的包含自发地理信息的众包数据(crowd-sourceddata),不仅能够用于揭示景观感知的审美偏好,而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用[19]。然而,这类研究也面临着用户背景信息缺乏、对平台技术设施依赖、无法访问平台而导致选择偏差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综合专家评价和公众参与的优点,尝试提出一种创新的景观视觉评价范式,即首先基于专家评价确定景观资源的客观特征,然后根据公众在社交媒体上传的数据完成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可以使景观视觉感知评价的应用范畴得以拓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如何在景观视觉感知评价的主客观转译以及专家与公众的联动方面取得平衡,进而通过大样本数据搭建更为综合的、可以纳入多元视角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数字足迹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以期对上述研究思路进行有效回应(图1)。
当前,来自社交媒体的用户共享数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可视化景观感知[16]、公众参与景观规划[17]、文化生态系统服务[18]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与应用表明,来自公众的包含自发地理信息的众包数据(crowd-sourceddata),不仅能够用于揭示景观感知的审美偏好,而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用[19]。然而,这类研究也面临着用户背景信息缺乏、对平台技术设施依赖、无法访问平台而导致选择偏差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综合专家评价和公众参与的优点,尝试提出一种创新的景观视觉评价范式,即首先基于专家评价确定景观资源的客观特征,然后根据公众在社交媒体上传的数据完成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可以使景观视觉感知评价的应用范畴得以拓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如何在景观视觉感知评价的主客观转译以及专家与公众的联动方面取得平衡,进而通过大样本数据搭建更为综合的、可以纳入多元视角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数字足迹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以期对上述研究思路进行有效回应(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