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进程的特征及其趋势

并行与整合：政策背景、学科教育、行业实践的交互

 

历史分期终究是不断深化对历史发展总体认识的过程，这种深化有赖于历史自然段落研究的支持[14]。如前所述，对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探讨仍较为零散，相关的规划设计、地方园林绿化建设的记载与研究等纷繁芜杂，完整的学科知识地图未有清晰的呈现。如何汇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互为参照，建立起一个清晰明朗的史料认知路径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面对学科日益拓宽的内涵与外延，为尽可能发挥历史分期研究对现代风景园林事业发展的参考作用，本研究试图采取更为全面的观察视角，构建相对系统的认知框架。

从政策背景、学科教育和行业实践3条交错发展的路径中发现规律—其中“政策背景”是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基础，“学科教育”是关于“人”的专业知识、理论的习得，“行业实践”是关于所培养的“人”运用专业知识、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及其结果，三者根植于最基本的学科与行业相关的系列风景园林活动，并密切联系（图1）—从而关注由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历史进程所反映的城市化、工业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变迁，描绘能够透视更深层动力因素的多维图景，为专门的历史分期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基本依据。

 

 

梳理与风景园林建设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主体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言说，可分门别类地追溯其来源与发展，并进行分析与评述，包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到大健康理念下环境卫生观念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山水城市构想等有关传统承继与现代新潮的追求；“四旁绿化”“大地园林化”等口号下“绿化”与“园林化”视野的拓展；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等生态观念与园林形态的多样化；园林城市、公园城市等园林理念与城市形态的进展、乡村建设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化等若干方面的基本内容与演进趋势[23]。伴随新中国的成立，相关组织机构不断确立、更替与完善，这些政策话语逐渐以多样化的方式涌现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描绘了风景园林法制化发展的蓝图。

 

除了政策话语所体现的园林理念的多元性，也表现出从地方到国家、从试点探索到系统布局、从零散式延伸到系统性体系建设等多样的发展路径。1949年，时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江华和副市长吴宪联署颁布《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24]，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保护西湖为主旨的地方性管理法规，标志着西湖风景区开启了现代法制化保护与管理的新阶段。此后，相关文件不断推陈出新，加强了规划、管理等工作，这种法制化管理路径虽然是地域性的，但其连续、完整的思路与体系呈现出保护理念的现代意义，反映了中国珍视风景资源、积极建立和谐人地关系的文化传统。

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明确风景名胜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审定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5年，第一部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工作的法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带来突破性进展[25]；此后一系列加强资源保护、卫生管理各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不断补充与完善，见证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规划编制、管理监控等事业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法制化过程。因此，政策层面的现代化不仅呈现为统领性话语推动风景园林发展的脉络，也体现了风景园林实践所凝结的成功经验，成为一种官方文本形式的风景园林嬗递标志。

 

 

 

体系化、制度化的高等院校专业教育不仅在建置的变更与拓展上反映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过程，专业知识更新的特征与方向也体现出风景园林认知与理念的变迁，反映了风景园林现代化发展的坎坷进路。

 

近代以降，园艺、建筑、市政等学科相关课程与知识的积累为学科教育的孕育与成形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造园组、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园林规划专门化等学科教育的载体的开设见证了学科教育专门化的曲折历程；1963年，首个研究生学科目录的正式颁布确立了学科方向的分化与细化；1964年接踵而至的“园林教育革命”运动，导致学科的调整与动荡；改革开放后，专业分化与工学、农学等教育体系分设并进，园林植物与规划设计分野，建筑、城乡规划与风景园林学科也进一步走向交互影响与交叉融合，学科在摸索中前行；20世纪90年代，西方现代风景园林（LandscapeArchitecture,LA）理论继近代陈植引介之后，再次成为学科教育革新的重要推力[26]，且专业目录调整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学科内涵与外延成为争鸣的主题[27-28]；景观建筑专业的无序拓展、景观学的实质性拓新、景观理论的更新涌现均成为学科的现代化表征；2005年增设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学位，2011年正式确立风景园林一级学科，标志着学科、行业不断更替、更新的发展阶段。

 

学科建置不断丰满的过程展现了学科教育发展壮大的图景，学科与专业的知识生产过程则反映了风景园林内部走向现代化的多方推动力。如“学苏”浪潮下，与清华大学合办的造园组被迁回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自办，不同的学术渊源综合塑造了现代专业建制意义上的造园专业[29]；又如同济大学的冯纪忠先生以建筑为原点逐步拓展出城市规划、园林的学科方向，在教学与规划设计实践中逐步明晰自身的培养模式与特点，开辟了学科以园林规划专门化为主的探索路径；此外，学科教育理念注重本土造园传统的挖掘与承续，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激发、引导与调整学科发展方向提供了潜在而持续的动力。剖析这些学科建置更新的背景、行动及影响，使风景园林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不同寻常的发展模式得以显现其本质内涵。

 

 

纵观70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风景园林实践从以城市绿化、公园规划设计为主拓展至人居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其现代化进程与工业、旅游业乃至互联网等领域产生了更多交织。在梳理风景园林建设、管理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展开各种类型风景园林建设内容、行动、思想的历史性回顾，总结其建设规模、技艺方法、风格特征、思想理念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能反映风景园林空间现代化的具体形式。

城市公园作为绿色开放空间意识觉醒的最初载体，成为映射生活、经济、生态、艺术等内容的具体对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规划范畴下的专项内容，从城市层面反映了城市园林绿化方针、策略的具体空间形态及其转变;风景名胜区作为最初具有大地景物规划意识的园林形态，涵括了古代风景思想的传承、现代规划方法与技术的进展;居住区绿化既有作为附属绿地的典型性，又呈现出公共绿地与大众生活、集体意识等紧密关联与相互影响的势态;境外中国园、商业景观、国家公园等则反映了风景园林传统发扬、市场拓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新、国土空间范围内的生态理念进展等重要趋势。多条发展脉络显示了从宏观到微观，对经济、生活、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观照，从而从空间实践层面对风景园林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依循上述线索，不难发现其发展阶段环环相扣，不可孤立看待，且基于连续的历史脉络能够进行全面而综合的规划设计研究与评估。如城市绿地系统作为民国时期即已开展的一种实践类型、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手段之一，最初从西方引人，其规划与建设历经近代时期蓝图的初步构想、苏联经验引导下的范型转变、社会主义高潮背景下的跃进与调整等各个阶段的经验积累，亦有重视城市自然与人文资源的自主规划理念探索、全域化与生态化发展趋势下的范畴拓展、生态空间新格局背景下的品质跃升，使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浪潮以风景园林的空间形态呈现，勾勒出城市绿地系统发展与演进的完整脉络。

又如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GO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不少相关研究考察“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而形成负面判定，其中有公园等城市园林建设滞缓或是沦为农业生产用地的现象;1958-1965年间风景园林的发展则被认定为“减缓阶段”r伙对于1960年“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北京城市绿化工作，也主要批评其养护管理工作不当、树木生存率低、绿化效果差等方面的问题，关注的是浮夸冒进风在园林绿化上的体现。

然而除却“大跃进”背景中的某些“冒进”因素，可以看到1959年国庆绿化工程中植树绿化水平与质量的大幅提升、1961年编制的《园林绿化一七年规划》对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响应〔9]等积极进展，体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实践经验累积、反思调整的过程，逆向而行的努力对196J年正式颁布《关于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等后续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总之，依循交互关联的J条路径展开全面的历史回顾，为分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实基础(图2);官方政策与学科实践的史料挖掘建立起与现代化理论模型的积极联系;宏观与微观视角的并行使更多历史经验在相互交织的网络中得到更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