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构剧变，作为物质载体的乡村空间的变迁，尤其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即是这一过程的客观反映。以物质空间改造作为唯一抓手，相信村民自然会“欣然享用”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成果，可临时治“标”，但无法治“本”，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9-11]。
随着近年来各类“设计下乡”工作的逐渐深入，包括笔者团队在内，越来越多的专业设计团队也已从初期“我认为”的俯视态度，逐渐向“陪伴式”的“沉入”状态转变[12]。陪伴马岔村建设发展的12年（图9），让笔者团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作为有机整体的多元复杂性，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在定位高度、时空长度和学科广度3个方面形成了以下阶段性的总结和感悟。
随着近年来各类“设计下乡”工作的逐渐深入，包括笔者团队在内，越来越多的专业设计团队也已从初期“我认为”的俯视态度，逐渐向“陪伴式”的“沉入”状态转变[12]。陪伴马岔村建设发展的12年（图9），让笔者团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作为有机整体的多元复杂性，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在定位高度、时空长度和学科广度3个方面形成了以下阶段性的总结和感悟。
1）乡村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成为促进乡村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着力工具之一。对比百年来中国乡村在一系列外力作用下的自我修复和演化历程，当前尤其是西部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异化所导致的乡村自组织动力和能力的退化。而作为所有村民可共享共荣的物质载体，乡村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是重新激发和培养乡村社会自组织能力和动力的重要抓手与“催化剂”。
2）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及运营的过程更重于形而下的建设结果。正因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在乡村社会自组织动员和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价值，其工作重心不能仅局限于物质空间的设计与施工，而应贯穿从研究筹备到运营使用的全过程。尤其对于具有公共服务和活动属性的乡村公共空间，在村内自组织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学等专业力量支持下的社区动员、适度引导和跟踪扶助尤为关键。
3）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与实践，需要“软”“硬”学科的深度交叉与协作。公共（社会）和空间（物质）的双重属性及其作用要素和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与实践，必然需要人文社会类、工程技术类等多门类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深度协作。而如何突破团队、学院、单位等不同组织间的壁垒，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真正形成互补、互信、互助与互相成就的可持续协同机制和工作模式，是当前亟待多元探索和应对的核心挑战。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日益趋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建设也在继城市之后逐步从增量进入存量时代，既有建筑空间的存废、乡村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回流等现象，也为乡村公共空间更新乃至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正因中国乡村处于动态多元且复杂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马岔村的12年，并非旨在研发出可被整体复制乃至推广的乡建模式，而是笔者团队认识乡村、开展基础研究与探索实践的历程。受益于此，近年团队也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机构合作，基于空废化民居的活化利用，先后开展了门等村村民活动中心[13]、万涧村儿童书屋[14]等项目。
这些项目中有经验也有更多教训，这也是团队自我纠错、自我探索提升的过程。针对中国乡村量大面广，其发展现状的多元差异性，以及乡村公共空间多要素交叉作用的复杂性，如何开展以点带面且因地、因人、因时而异的多元探索，建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以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仍是多学科深度融合协作的长期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