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城市公园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摘要：【目的】在城市公园休闲活动情境下探究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为园区休闲品质的改善与游憩环境的适老化更新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基于自我调节理论，以恢复体验和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引入地方依恋作为调节变量，以此构建休闲活动参与度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模型，并以福州市的8个城市公园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结果】结果表明：

 

1）休闲活动参与度能直接或通过恢复体验和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间接正向影响幸福感；

 

2）中介变量恢复体验和积极情绪均受到地方依恋的调节；

 

3）地方依恋可以提高恢复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从而正向调节恢复体验的中介效应，也能够削弱积极情绪对幸福感的影响，从而负向调节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

 

【结论】因此，在城市公园的适老化更新中应充分重视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水平的提升，并针对不同地方依恋水平的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休闲体验，以期实现老年人幸福感的有效提升。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18%）[1]，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生理机能衰退与社会参与度下降是老年人多种心理疾病（孤独症、抑郁症等）产生的重要原因。城市公园能够满足老年人提高身体机能、促进社会交往的需求，已成为支持老年人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环境载体[2]。

 

因此，作为一种能有效增进老年人健康福祉、实现幸福目标的生活方式[3-4]，城市公园休闲活动在老龄化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公共健康价值。

 

近年来，针对休闲活动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不仅着眼于不同类别活动参与度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5]，还从个体需求与动机的视角分析两者关系路径的复杂性与间接性[6]。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以特定休闲运动项目为研究对象[7]，鲜有以城市公园作为老年人日常休闲目的地的实证研究。休闲活动参与度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影响机制，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休闲效益与满意度等因素的中介作用[8-9]，忽视了老年人的健康和情感诉求。

已有学者指出，恢复体验与积极情绪均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水平的重要中介变量，能够有效揭示老年人幸福感提升过程中的身心健康收益与情感状态变化[10]。此外，老年人往往对经常到访的休闲活动场所具有依恋情感[2]，因而由地方依恋所形成的特殊情感依附与记忆经验，为解释休闲活动参与度与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研究方向。

在休闲游憩领域，幸福感相关研究已经逐渐从宏观理论描述[11]扩展到微观实证检验[12]，围绕休闲过程中幸福感的“水平测定”[13-14]、“影响因素与机制”[15-16]等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虽然地方依恋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观点已得到多位学者支持，但大多研究主要聚焦于两者的相关性或单一中介效应方面[17]，此类研究侧重于幸福感形成的连续心理过程，鲜有对地方依恋调节效应的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引入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情感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效应的并联中介模型，并以福州市城市公园为案例进行模型验证，剖析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究恢复体验和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以及幸福感是否会受到地方依恋的调节而存在阈值效应。本研究试图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期进一步丰富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视角，为城市公园休闲环境的适老化更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相关理论

 

1.1休闲活动参与度

 

凡是利用生活中空闲时间从事自愿性、建设性及娱乐性的活动行为皆可称为休闲活动，包括竞技、健身、参观、社交和亲子活动等[18]。本研究选取社交娱乐（棋牌、音乐与舞蹈等）、漫步赏景、休憩聊天与健身锻炼4类符合老年人内在需求且得到广泛参与的休闲活动作为研究情境。休闲活动参与度反映了个体参与休闲活动的程度[19]。

 

既有研究普遍采用问卷形式对具体的休闲活动类型、频率和时长等进行定量评价[6,20]。此外，有学者采用“休闲涉入”和“深度休闲”等心理学量表[7,21]进行评价，其本质上也体现了特定人群的休闲活动参与水平。本研究借鉴“休闲涉入”这一概念，将休闲活动参与度视作单维度变量，以衡量休闲活动的价值与地位，从侧面反映城市公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认知与参与水平。

 

1.2幸福感

 

作为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幸福感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的积极态度和情感的总和[10]，常被划分为基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16]和基于“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3]。张海霞等[14]指出：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由情感、认知（生活满意、自我效能等）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认同等）3个维度构成。

 

然而，为方便测量并提高模型有效性，基于休闲视角的幸福感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大多将幸福感整合为单维度变量[15]。据此，本研究关于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参考“情感—认知—社会”的多维度框架，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人际交往体验等主观认知进行评价。

 

1.3恢复体验

 

恢复体验可以看作是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从以前的压抑状态中得到缓解并重新获得健康状态的过程，如压力缓解、注意力提升等[22-23]。恢复体验的作用机制主要建立在3个理论的基础上：注意力恢复理论[24]、压力缓解理论[25]和资源保护理论[26]。其中，注意力恢复理论关注自然对认知功能的恢复效能。Korpela等[27]基于该理论构建的恢复性效益量表（restorationoutcomescale,ROS）已被应用于相关研究中[28]。因此，本研究关于恢复体验的测量主要参考ROS。

 

 

1.4积极情绪

 

关于情绪的不同的划分方法，Watson等[29]将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2个互相独立的维度。积极情绪是个体对外部刺激进行肯定评价的意识状态，这一状态渗透到休闲体验中，具有提高个体内在驱动和行为能力的特性[30-31]。

 

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环境体验中某种需要的满足相联系[32]，而休闲活动能够满足个体亲近自然、自我完善与社会交际等现实需求，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33]。据此，在本研究中积极情绪被定义为个体通过休闲活动获得身心满足和成长收益时感知到的一种暂时愉悦。

 

1.5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地情感现象，强调了个体情感需求与环境情境之间的辩证关系[34]。学术界对地方依恋的测度存在多种观点，其中较多学者将地方依恋视为个体对特定环境的情感性联结所产生的物质依赖与心理认同的总和，并由此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2个维度[35-36]。

 

地方依赖被视为物质环境资源与个体功能性需求的匹配程度；地方认同则指个体在自我认知、价值观念和理想信仰的持续引导下，与所处实体环境或所具有的象征属性建立情感联结。在城市公园中，老年人通过多种休闲活动与公园建立起了情感联系并逐渐加深，形成地方依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