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人群分布情景下的天津公园活力特征

不同人群分布情景下的公园活力特征

 

2.1情景一：客观时段影响下的公园活力

 

 

以典型工作日的人群分布数据为基础，基于日间时段Ta计算得出研究范围内社区、综合公园各类活力模式的数量及日间活力强度（表1）。其中，各级公园的主要活力模式均为高强度-低波动类、低强度-高波动类。这印证了活力强度与波动性两者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16]，也说明公园活力模式呈现显著的两极分化：出现持续吸引大量人群聚集的“锚点类型”与间断性较少人群停留的“游离类型”2类。除此之外，通过计算各级公园不同模式的活力强度、波动性的标准差可知：综合公园的这2项指标均高于社区公园。这说明前者各活力模式的人群动态分布差异更大。

 

2.1.2各模式公园的活力时序

 

为分时段表现公园的人群动态分布特征，首先将连续2个时刻的活力强度取均值作为该时段内的平均活力强度，绘制公园在典型工作日06：00—24：00的访问变化曲线（图2）。对于各类活力模式的社区公园，活力强度在一天均呈现“升高—降低”的多次波动特征，其中波峰基本出现在08：00、18：00，波谷出现在14：00。同时，不同模式间各时段的活力强度基本表现为HHS>HLS>LLS>LHS，且除HHS外各模式的人群变化幅度基本一致。

 

其次对于各类综合公园，其整体波动特征及拐点与社区公园类似，然而不同活力模式间的活力强度曲线存在差异。其中，各时刻活力强度均表现为HLZ>HHZ>LLZ>LHZ，且HLZ与LHZ的人群聚集吸引能力差距极大，即通过分时段再次反映了综合公园中“锚点类型”与“游离类型”的活力差异，因此有待优化。由于HHZ、LLZ两者仅占总体数量的10.52%，其人群分布曲线波动可能存在一定特殊性，在此不深入讨论。

 

最后，对比公园内部不同模式的活力强度曲线，可知各类社区公园间的服务能力差异要小于综合公园；另外除HL外，对比相同模式的社区及综合公园，前者相较于后者均呈现吸引人群聚集能力更强的特征。

 

 

对于社区公园（图3），日间活力强度较高的公园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尤其是位于海河沿岸及滨江道商业区附近的和平空竹园、中心公园等；强度较低的公园主要位于各外围城区里相对分散的居住组团附近，如位于杨柳青镇的同心园等。活力波动性最低的社区公园仍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而相对较低的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个研究区域。由此来看，活力强度相对于波动性而言，更为明显地受到中心区位的影响。除此之外，社区公园中主要的活力模式HLS均匀分布于中心城区的各街道密集居住社区附近，LHS则分布于外围城区及中心接近外围的部分街道内。

 

对于综合公园（图4），日均活力强度较高的公园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其中位于河西区的天塔风景区、人民公园强度最高。外围城区分布着若干零散且活力强度较高的综合公园，如位于东丽区的湿地公园等；活力较低的公园主要独立分布于外围城区的边缘。活力波动性较低的综合公园均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城区的波动性普遍较高。相较于社区公园，综合公园中HLZ除集聚于中心城区外，还分散于北辰、津南等外围城区中距中心较近的街道内。LHZ位于外围边缘，如西青区、东丽区的郊野、主题类公园等。

 

 

以不同疫情管控程度下的人群分布数据为基础，对比居民活动自由与相对受限时的公园活力特征。其中，社区公园的整体日间活力强度在上述2种状态下分别为127、126人·hm?2，综合公园为97、96人·hm?2；前者活力波动性为0.234、0.233，后者为0.269、0.270。进一步对比各级公园活力模式，发现各模式数量、活力特征也基本未发生变化。

 

该结果说明在后疫情时代②的主观封控下，居民进入公园绿地并参与游憩活动所受的限制影响较少。已有研究也支持上述结果，例如，相关研究[8]通过分析疫情管控对不同类型设施的人口活动影响，也发现对绿地、广场等游憩设施的人群分布影响要远低于居住社区及餐饮、生活服务等商业设施。除此之外，另有研究[24]提出疫情导致封控区域的设置、人口流动性降低的主观因素相较于季节性时间变化而言，对公园使用的影响较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