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八景促进流域山水特色保护
4.1“重史崇文”促进城市八景保护
中国具有“出乎史,入夫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传统[41],而志与史具有“同皆不朽传也”的地位,甚至国史省志均“莫如邑志一书”[27]。城市八景作为历时性公共智慧筛选的产物,在明清时期便作为地方志中的必备体例得以推行[42],故而城市八景文化具有“出乎史”的特质,在明清甚至发展成为以自然山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之“大道”。
正如钟祥八景之两景“白雪晴岚”“阳春烟树”,初因宋玉《对楚王问》一文而存史扬名;后又因唐代诗王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诗篇之不朽,以致“甚于世者也”,从而与岳阳楼、黄鹤楼、浮云楼齐名[28];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众多文人笔墨留存而使“阳春白雪”的典故深入人心。“出乎史,入夫道”的使命感致使“白雪晴岚”“阳春烟树”两景在屡毁屡修中一脉相传至今。
正如钟祥八景之两景“白雪晴岚”“阳春烟树”,初因宋玉《对楚王问》一文而存史扬名;后又因唐代诗王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诗篇之不朽,以致“甚于世者也”,从而与岳阳楼、黄鹤楼、浮云楼齐名[28];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众多文人笔墨留存而使“阳春白雪”的典故深入人心。“出乎史,入夫道”的使命感致使“白雪晴岚”“阳春烟树”两景在屡毁屡修中一脉相传至今。
4.2“乐山乐水”促生城市八景保护
在汉江沿线(湖北段)城市八景中,笔者发现源自古人“乐山乐水”的智慧有利于自然山水的保护。如襄阳十二景,既有东汉时期士大夫习郁筑陂养鱼[26]而被《园冶》誉为“构若习池”[43]的“高阳池馆”,又有因三国时期诸葛亮所作“隆中对”闻名的“隆中草庐”,还有西晋开国元勋羊祜“每风景,必造岘山”而形成的“岘山叠翠”[44]等。城市八景文化与乐山乐水、山水比德的人文积淀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自然山水保护内涵,也使城市八景成为地方山水特色保护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城市八景还是地方文化与自然山水诗意融合的公共智慧产物,其产生的地方归属感可有效增强对自然山水特色的保护。“所谓八景者,人人所得而有之也”[45],城市八景高度的时空均衡性与公共服务均好性,使八景文化广泛而真切地深入人心,产生“之东家,东家曰‘八景吾家得之’,之西家,西家曰:‘吾家得之’”[46]的地方归属感,故而城市八景可令百姓更加珍视本土山水环境,起到促进地方民众自觉爱护名山胜水的作用。
4.3“存史纳文”增添城市八景保护内涵
城市八景因符合“教养百姓、化风成俗”的修志目标而成为地方志惯例,其景目包括可“存史”的地理标识、可“资治”的地方知识、可“教化”的人文胜迹等风景内涵[47]。在汉江沿线(湖北段)的13组城市八景中,以学宫“教化”场所为八景的城市比例超过1/3,以仙释寺观、祠祀“教化”场所为八景的城市比例更高达80%。这些城市八景通过历史文化熏陶、山水比德教育、思想政治宣扬等方式,成为“化育”的重要工具,其凝聚民心、强化国家精神的文化效应极大地增添了城市八景保护内涵、巩固了流域山水保护成果。
5结论
本研究围绕城市八景中的流域山水营建智慧,主要有3个方面的结论:
1)城市八景文化是人类在人居环境营造中彰显“天人合一”“时空制宜”的山水营建智慧表达;
2)城市八景作为以山水空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模式,充分印证了“依存山水形势的规划、遵循山水规律的治理、取法山水形意的设计”的中国古代传统山水营造规制;
3)古人的乐山乐水思想丰富并增添了流域城市八景保护内涵,城市八景因存史纳文而成为流域城市山水特色保护之“大道”。此外,本研究结合中国文化语境进行的图示概括,希望对区域风景人文特质的图示表达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