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景观的3种历史研究方法

笔者以后工业景观为研究对象，剖析这一当代重要景观类型的3种历史特质（图1）。

 

 

第一种特质是纪念的历史（monumentalhistory）——那些跨越千年却依旧生动、明亮和伟大的人事物的历史。相较于象征文明不朽成就的教堂、市政厅与图书馆等建筑，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画家、作家吉尔平（WilliamGilpin）认为那些高耸于河边的工厂也具有某种崇高性。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克思（LeoMarx）则认为“崇高”最先变成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从自然的崇高到技术的崇高映射出了人类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变过程[3]；矛盾的是，人们渴望从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巨变和不安生活中解脱，对过去田园牧歌生活产生了“怀旧”心理，工业革命早期出现在英国企业家自然风景园中的装饰性工厂便是最好的佐证[4]。

正如大多数象征辉煌人类文明的古迹废墟，废弃的工厂作为工业“废墟”的价值也有被认可的可能，只是其陈旧价值（agedvalue）和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还需放在工业化与去工业化背景中讨论[5]。废弃的工厂通常被视为一个地区辉煌工业史的见证，这种“纪念碑”化的复用过程往往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因为对钢铁厂的修缮、维护与管理的投入远高于新建，而由此带来的可持续收益却有待评价。此外，废弃了的后工业场地也有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趣味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无生气的“纪念碑”，一个没有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却让人着迷的场所[6]。

 

 

第二种特质是考古的历史（antiquarianhistory）——采用更理性的方式去记录历史变迁。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业考古将工业遗存视为连接工厂/工业区过去和未来的窗口[7]，同时，工业景观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在考古学、社会学与民族志学研究中被广泛关注[8]。随着“工业遗产”价值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ConservationoftheIndustrialHeritage,TICCIH）明确，众多工业博物馆和公园等公共项目作为一种文化补偿（cultureascompensation）被不断推广，“工业文化”的复兴被视为地区经济复兴的催化剂，用于安抚人心[9]。与此类似，后工业场地被自然重新介入后所呈现的多样和无序状态，也可被视为场地与周遭环境产生差异的重要历史特质，由此提出的“工业自然”则可被视为对后工业景观的一种现场考古[10]。

 

 

当下后工业景观中历史的再现面临双重难题，历史既不能被彻底清除，想要完全再现却也无法达成，那么如何才能创造性地挖掘并利用这些历史？批判的历史（criticalhistory）可作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批判的历史既反对纪念的历史中热烈、欢愉、永恒和崇高的呼喊，也反对考古的历史中超然、克制与极度理性的说明。事实上，历史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线性序列，而是一个多种叙事话语并存其中的复杂网络[11]。

 

虽然后工业景观中的历史不再是连续可读的，但其间依旧存在“结构”[12]，识别后工业场地中的旧有结构，以此作为新设计的锚点。即便已经失去了识别原初工业生产信息的完整路径，但依旧可采用新的术语或技术重新识别后工业场地与遗存的过去，在功能复用的基础上让历史得以再现。此外，工厂废弃后，曾经在工厂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也同时被遗忘，这些与场地历史息息相关的集体记忆，除了设计师出于职责给出的专业注解外，也需要游客的积极反馈。

为了建立这种联系，设计需要将以往关注宏大叙事的视角切换到身边个体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去，以便重拾历史个体的价值[13]。后工业场地中即便蕴藏再多历史，它都根植于一个特定场所，需回归“在地性”，设计师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对抗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侵扰，通过批判性地重构场地自身的历史，为后工业场地的复兴奠定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历史价值的文本与空间基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