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园西畔和新大厅

怡园西畔和新大厅

 

黄元治题诗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初，王熙《年谱》记载当年年底“十二月初四日，怡园西畔修造工完，于新大厅设席落成”[18]。可知当年又有怡园西畔及大厅翻修改造事。

 

《怡园图》画面左侧为一组院落（图5）。靠东一路最为宽大，前有砖砌门楼一座，左右夹以篱墙，后方正对一座正房，两侧均为院墙。东墙外紧邻大池曲桥，西墙上辟有洞门、花窗，可通西侧一窄院。此门楼实为二门，大门及临街倒座房（黄元治所称之“南轩”）图中未予表现。从门楼与正房相对，东西院墙对称格局看，此正房应即所谓“怡园大厅”了，硬山顶，面阔三间，明间前添开敞式歇山抱厦。王熙《年谱》：“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六十七岁。……

蒙恩赐御书‘曲江风度’四大字匾额，……随购求佳木良工，敬制堂匾二，择吉于七月初四日，恭悬于席宠堂及怡园大厅。”[18]由此亦可知大名鼎鼎的席宠堂其实并不在怡园中。席宠堂一向被认为是怡园中的厅堂，其说源自《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于敏中等所加按语：“怡园在南半截胡同，本朝康熙中大学士王熙别业也，中有额曰‘席宠堂’，又额曰‘耆年硕德’（按：实为‘耆年旧德’），又额曰‘曲江风度’，皆圣祖仁皇帝御赐。”[26]该条亦为《宸垣识略》所采信，流传甚广。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席宠堂就是怡园大厅，实则不然。王熙《年谱》：“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十八岁。

四月蒙召至乾清门，侍卫自内捧出御书堂匾，宣谕曰：‘尔去年以求赐御书恳请，已有旨许赐。念尔系旧大臣，御书堂名，制就匾额，尔可祗受。’……随恭捧至家，悬正厅中梁之上，恭率妇子家人望阙行礼。仍捧御笔，选工勒石，并恭记一则，藏之箧笥，以为永葆。”[18]所谓“恭记一则”，即《恭勒御书席宠堂记》：“蒙圣慈特赐堂名，亲洒宸翰，刻之于匾，并真本妙迹，赐与微臣。……恭捧到寓，承以金彩雕龙，奉悬臣厅事中，率家人望阙再行叩谢。”[18]以上两条记载均可证明席宠堂乃宅邸大堂无疑。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所建“新大厅”并非新建，而是对原有“怡园大厅”的翻修改造，《怡园图》很可能就是为这座“新大厅”而作，是预备张挂在其中的。但焦秉贞所绘究竟是修造前的旧貌，还是拟议中的新颜，殊难判断。按一般情况，这部分修造工期不会超过一年，动议则应更早，可能在王熙七十大寿时就有了。在已有动议的情况下，焦图所绘就更有可能是预期中的远景。

 

《怡园图诗》二十六景中只有一座厅堂级别的建筑“涵碧堂”，应即此大厅之堂号。“涵碧”二字常用来形容秋水，朱熹《即事有怀寄彦辅、仲宗二兄二首》其一：“一水方涵碧，千林已变红。”[27]颇疑此堂原本正面临水。康熙十七年（1678年）朱彝尊《王尚书招同陆元辅、邓汉仪、毛奇龄、陈维崧、周之道、李良年诸征士燕集怡园周览亭阁之胜率赋六首》其五：“屦满西南户，堂临上下洄。

”诗中“上下洄”的意思，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十六中做过专门解读：“《水经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亩，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渌。杨仪居上洄，杨禺（颙）居下洄。’朱锡鬯诗：‘屦满西南户，堂临上下洄。’盖用此事。近人注曝书亭诗者引《尔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顺流而下曰泝游。’实之失其旨矣。”[28]

 

朱彝尊用蜀汉杨仪、杨颙两人居住的蔡州洄湖形容堂前水池，洄湖是狭长水面，实为宽阔的河道。康熙二十年（1681年）汪懋麟《同展成携酒怡园陪大司马王公游燕竟日得诗四首》其一：“北苑稀栽竹，南堂况面溪”[19]，与此相近。类似的描述还有王源《怡园记》：“堂前为池，激水悬流自山潺湲下，凡四五汇焉。……而登堂必自池中履石，接山麓石梁然后达。”[24]细审图中这一区域，院落东墙似乎过于截然，与曲桥关系也颇显唐突，水面过桥即戛然而止，不像其他方向“滩濑平远，有若自然”（王士祯语），则“西畔修造”工程或许包括填池为院，一时未可遽断。

 

大厅东山墙外贴建一间歇山水阁，以墩柱凌架于水面，坐西朝东，此即“饮霞阁”无疑。阁南为曲桥“引胜桥”，阁北接短廊可通大厅后廊。大厅后方还有一进院落，迎面一座湖石壁山，山顶有一间前带敞轩的歇山小阁，阁顶柳荫笼罩，殆即“褰萝阁”，西侧以爬山廊与大厅相连，东侧有廊通往东部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