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

 

摘要：

 

【目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设计实践将设计者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特征、经济特征、人文特征的思考融入丰富的工业遗存物质基底。选取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出其作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的空间生产特征。

 

【方法】选取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视角，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更新的空间生产特征。

 

【结果】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符合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通常特征，并具有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的独特性。

 

【结论】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有3个显著的特征：

 

1）其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对工业时代时空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从被自然、工业所支配的空间向被生活、公共所取用的空间的转变；

 

2）其空间表象体现为确定性与非确定的共生，即确定性的工业文脉、功能诉求、环境禀赋与非确定性的空间体验、建构原则、生态介入的共生；

 

3）其表征性空间则体现为对日常性的回归，它以先天的微观地理优势与城市脉络关联，作为后工业时代上海社会结构调整与空间生产模式的有机补充，成为城市空间正义新的载体。

 

“全球空间的创造（或生产）作为日常生活转型的社会基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了——此刻，正如破晓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1]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的生产”为代表性观点，建立起了关于城市空间的元理论。他将空间视为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集合。空间生产的理论将城市空间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合二为一，不仅关注城市空间的物质性，更为关注城市空间在社会要素重组、社会关系表达以及社会秩序载体等方面的意义。

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即社会空间的生产显现为3种属性——物质领域的“空间实践”、精神领域的“空间表象”，以及社会领域的“表征性空间”[1]。这3种属性分别对应3种生产类型，分别是可感知的物质生产、构想性的知识生产以及体验性的意义生产。三者交融于社会空间生产的总过程之中，而这一过程中又时刻伴随着矛盾与差异。

 

将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再生放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下加以审视，会发现这一城市更新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从“被支配的空间”向“被取用的空间”转化的过程：前者支配的主体是工业时代的自然、工艺，而后者取用的主体则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和日常。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位于杨浦区黄浦江西岸，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计划》的完成，逐渐被吸纳为城市更新计划的核心范围。

 

作为既有城市工业区功能提升与改造的典型案例，杨浦滨江地区呈现出典型城市工业区更新的多要素共同作用、多样化实践方式、多体系评价共存的特征，然而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视角来分析，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再生却鲜明地体现着独特的空间生产特点，并对于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特征、社会特征、人文特征做出了积极的技术回应（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