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

1确定性的回溯——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实践”作为最基本的物质载体，为“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时空共同体。当讨论以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为代表的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空间实践时，需要建立一个基本认识：既有城市工业区既作为“建成环境”构成城市空间的物质基底，又作为“城市资本”参与到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流通过程中。

“城市资本”的属性体现在既有城市工业区本身所具有的土地价值，以及城市工业区更新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公共产品对周边土地价值的影响；而“建成环境”的属性则体现在既有城市工业区作为“价值流通的空间物质载体”，是生产、交换、消费等价值交换过程所内嵌的城市物理环境。

 

 

大卫·哈维（DavidHarvey）师承列斐伏尔，发展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说的理论框架。他将城市空间视作“资本在物理景观上的积累”[2]，既有城市工业区同样作为“时刻处于运动中的价值”[3]，以城市固定资本的角色参与经济循环，从而获得价值增殖。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将资本的运动过程描述为3个交替进行的循环：

 

1）资本主要投入到商品消费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一循环；

 

2）资本主要投入到建成环境以及耐用品的第二循环；

 

3）资本主要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的第三循环。作为资本的价值固化形式，城市空间的发展与经济循环具有非常显著的同构特征。

 

1）在第一循环阶段，资本主要流向扩大再生产，因此空间生产的实践表现为与再生产以及商品交易直接相关的空间类型（如生产、交通、交易等）增加，城市空间格局体现为城市沿着工业发展带蔓延，正如杨浦滨江地区在上海开埠初期的工业萌发阶段沿黄浦江形成的规模化工业生产岸线；

 

2）在第二循环阶段，资本主要流向建成环境与耐用消费品，空间生产的实践表现为房地产经济以及其支撑功能的勃发，即作为价值增殖主体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生存空间与消费空间，如杨浦滨江地区在这一阶段，其工业岸线空间随着近现代工业的不断兴盛而扩张，逐渐跨过杨树浦路，由黄浦江岸向城市腹地发展；

 

3）在第三循环阶段，由于第二循环阶段的过度积累，资本一方面借助国家调控或者金融资本的力量流向外地甚至外国，另一方面被投入到公共建筑、教育福利、科技研发设施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等的建设中，第三循环的空间生产本质是城市进行的空间修复，如杨浦滨江地区在原工厂外迁以后所实行的黄浦江两岸贯通工程并推进的公共空间再生计划。

 

因此，以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为代表的既有城市工业区的功能提升与改造，在空间实践的意义上是随着城市空间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空间价值的运动与增殖，也是城市从工业时代迈向后工业时代的一次地理秩序重塑。

 

 

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更新，伴随着工业时代形态向后工业时代形态的转变，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成为资本、权力、技术等的多方角力场。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执行策略在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反复摇摆，引发一系列的空间问题与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体现在空间生产实践中则是矛盾性空间与差异性空间的产生。

 

在资本循环的视角之下，既有城市工业区功能提升与改造的空间生产模式体现出3种截然不同的进程：

 

1）“从工业到工业”，对应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体现为工业区自身产业能级的提升；

 

2）“从工业到住区”，对应资本投入到建成环境，在中国过去20余年的城市更新实践中则体现为工业区更新过程中的“土地财政”；

 

3）“从工业到公共”，对应资本投入到公共领域，体现为既有城市工业区向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相应的，价值增殖在3个循环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循环阶段主要依靠商品本身的数量增加或者价格提升产生利润；第二循环阶段则依赖于房地产利润与城市化红利；第三循环阶段则依赖于公共投入带来的服务业利润增长以及带动周边区域的城市地租提升[4]。

 

随着工业区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郊区疏解，既有城市工业区原来所具有的生产力集聚效应逐渐减弱，而社会的总利润随着资本循环的进行也趋近于空间分布上的平均化。城市资本逐利的本质所需要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这种社会总利润的平均化天然相冲突。

 

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既有城市工业区对于城市优势区位的占用以及工业区的无限扩张，造成土地使用效率低下或资源环境压力巨大，例如工业区、居住区相混杂的城中村，近郊工业污染带等；有时表现为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压力而将政策倒向土地财政，由于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出让金的巨大差异而迅速将大量城市既有工业区转化为住宅、商业用地，导致的城乡二元对立、城市中心区士绅化等问题。从空间生产的视角看来，这些都是空间实践中矛盾性空间与差异性空间的表现，既有城市工业区的建成环境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空间价值丧失与空间非正义。

 

 

当关注既有城市工业区的资本属性时，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为城市既有工业区更新的空间实践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分析框架。杨浦滨江地区以城市固定资本的角色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从而获得价值增殖，尤其是进入第三循环后，其更新过程之所以得到相对成功的结果，一方面源于其更新过程遵循了经济循环的客观规律，而资本主要流向社会公共事业符合第三循环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更新过程立足于空间正义，对后工业时代的空间伦理危机在“确定性”层面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开发模式上，在城市管理者层面设立“浦江办”作为两岸城市风貌总体协调者、将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级土地整合开发平台等一系列措施，构建了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在城市资源整合、区域协调方面提升了更新效率。

 

杨浦滨江空间实践的进程从整个滨江临水空间贯通（遗迹带、活力带、生态带三带贯通[5]，骑行道、慢跑道、漫步道三道并存）开始，打破原有工业区封闭的区划，营造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基底，带动区域性更新，逐渐向城市腹地空间辐射（图2）。




超越设计用地边界的系统性考量对周围地块品质的整体提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自2015年示范段的设计启动至2019年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落成开放，原本以外滩为核心的浦江游览线路由此向下游延伸了5.5km，实现了滨水工业遗存从“被支配的空间”向“被取用的空间”的转变（图3）。

 

从闲人免入的废弃工业生产岸线到生态共享、艺术共赏的开放滨水生活岸线，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的再生实践将超越人体尺度的工业巨构变成日常活动的特色场所，其不仅是关于既有工业元素的保护与存留、关注划定范围内的空间形态优化，更从工业时代对效率的追求本质入手，关注城市更新的内生动力与价值导向。设计者通过理解城市肌理形成与发展成因，挖掘后工业时代工业元素传承与活化的潜在逻辑，关注人、机器和场地的关系再生，从而完成滨水岸线由生产型向现代服务型功能转向的空间实践。

这一转向整合城市用地和产业布局，引导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优化了滨水岸线与腹地的结构关联，同时实现了城市滨水景观的重塑。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建立在对原有空间生产模式的修正之上，通过时空秩序的重塑营造出一种时空多维叠合的新工业文化地景。